•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 CSSCI ) 来源期刊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 ( A刊 ) 核心期刊
  •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核心期刊
  •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 社会科学 )
  • 全国高校社科精品期刊
  • 北京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名刊

新时代中国社会建设的逻辑及路径创新研究

邵亚萍, 昌硕

邵亚萍, 昌硕. 新时代中国社会建设的逻辑及路径创新研究[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9(5): 36-43, 50. DOI: 10.12120/bjutskxb20190536
引用本文: 邵亚萍, 昌硕. 新时代中国社会建设的逻辑及路径创新研究[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9(5): 36-43, 50. DOI: 10.12120/bjutskxb20190536
SHAO Yaping, CHANG Shuo. Research on the Logic and Path Innovation of China's Soci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J].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 19(5): 36-43, 50. DOI: 10.12120/bjutskxb20190536
Citation: SHAO Yaping, CHANG Shuo. Research on the Logic and Path Innovation of China's Soci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J].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 19(5): 36-43, 50. DOI: 10.12120/bjutskxb20190536

新时代中国社会建设的逻辑及路径创新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1ASH009

详细信息
    作者简介:

    邵亚萍(1992-), 女,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 中图分类号: C916.1

Research on the Logic and Path Innovation of China's Soci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 摘要:

    新时代中国社会面临三个新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社会治理进入“新格局”;中国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加强和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指出中国社会建设需要把握三重逻辑:发展逻辑是厘清新时代与社会建设的关联,以适应主要矛盾的转化;内在逻辑是把握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关系,助力经济转型升级;行动逻辑是准确定位社会建设的发展要求,创新社会治理。中国社会建设应朝着更加“精细化”“精准化”方向发展,实现三大路径创新: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基础,以创新社会治理为渠道,以提升社会组织能力为依托,激发社会活力,最终实现新时代社会建设体系和能力的综合提升。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the three new changes the Chinese society is facing are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its transformation:the shif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high-quality one, and the entry of social governance into a "new pattern". The core of China's social construction is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innovate the social governance.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Chinese soci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needs to grasp the triple logics:the first one is the development logic which should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 era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to adapt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jor contradictions; the second is the internal logic which should gras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to help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 third is the logic of action which should accurately position the developing requirements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e the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China's social construction should move toward a more detailed and precise direction, and its three major path innovations should further safeguard and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continuously innovate the social governance, strengthen the capacity building of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 stimulate the social vitality,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system and capabilities.

  • 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1]。加快社会建设是新时代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我国经过40年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发展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转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资本密集型。这一时期,随着我国经济转型步伐加快,发展形式日益多样化,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催生了新的社会发展格局,由于新旧经济模式相互交织,转型“阵痛”凸显。因而,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仅制约了经济的转型升级,也制约了社会转型。这些新的挑战和问题在新时代对我国社会建设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

    新时代,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社会建设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我国的社会建设是一个本土化的学术语境,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建设”最先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一并构成“四位一体”现代化建设格局[2];我国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社会建设的具体任务[3];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格局[4];党的十九大则进一步提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5]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6]由此,我国社会建设的发展定位、任务和目标逐步明确。

    学界关于社会建设的探讨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研究,近来,有关中国社会建设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1)对社会建设的内容和建设领域的阐述和界定;(2)关注社会建设的经济社会情境;(3)对社会建设的重点和难点进行探讨;(4)社会治理逐渐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5)从社会政策托底层面构筑社会建设的政策框架[7]。学界现有研究关于社会建设的内容理解从社会学层面阐述较多。陆学艺认为,社会建设就是“通过有目的、有规划、有组织的行动,构建公平合理的社会利益关系,增进全体成员共同福祉,优化社会结构”[8]。郑杭生认为,社会建设就是建立合理配置资源、社会机会和社会结构的社会机制,形成良性调节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9],民生领域是社会建设的主体内容[10]。现代社会建设需要优化人口品质、完善保障机制、推进自由平等、理顺社会流动[11]。传统的发展战略主要缺陷之一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的复杂性,没有考虑到各种复杂性与其他关键的发展领域,诸如经济、政治、和环境等层面的互相作用[12]。在对社会建设的社会情景进行分析中,学术研究领域有两种分析思路。一是通过探究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的互相作用进一步探讨社会建设。景天魁认为,加大民生投入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13]。李旭辉, 朱启贵通过构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证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与民生状况的改善、社会和谐度的增强密切相关[14]。二是从社会结构层面剖析社会建设。李璐璐认为,以权力和制度分化为基础的阶层已经构成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基础[15]。宣朝庆进一步指出,社会结构特质决定了社会建设的基本形态[16]。李培林主张,我国在治理中应重视社会结构的变化[17]。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在快速社会转型进程中,社会建设领域出现了滞后的现象[18]。还有学者提出,社会分化、网络对实体社会的冲击[19],条块结合的治理格局[20],超大规模的城镇化、社会不平等问题是社会建设迫切要解决的难题[21]

    进入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使得学界对于社会建设的理解逐渐向社会治理层面转移。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拓宽了社会治理的内涵。学界现有的关于社会治理的研究层面和维度较为广泛。一类学者是从“社会转型”、现代化建设看待社会治理问题[22],主张深入分析社会发展转型的“独特性”[23];另一类学者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角度理解新时代全球社会治理[24]。与此同时,学界有关社会建设的研究相对减少,不少研究模糊了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边界[25]。由此,学界也引发了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关系之争。有学者认为,我国社会治理在外延上等同于社会建设;也有学者则认为,社会治理仅属于社会建设的一个方面。尽管学界对此存在较多分歧,但已有的研究基本赞同将社会治理作为社会建设的一个方面来理解。笔者认为,社会治理突出调动多元参与主体,采取治理行动以化解和预防社会风险;而社会建设则除了要在社会治理层面实现创新,还需要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实现社会结构的优化、社会秩序的协调。社会建设作为“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总布局的重要一环,内容更丰富、包涵的范围更广。新时代我国社会建设应当顺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安排[26],以改善民生为基础,以加强社会治理为依托,推动高质量社会建设,实现社会现代化[27]

    学界关于社会建设的已有研究为我们理解社会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视角。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在于它有助于“柔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经济的转型升级创造有力条件。笔者认为,纵观学界现有的研究,许多学者不仅依然将社会建设理解为经济发展的“配套措施”,而且社会建设在社会实践中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且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所带来的问题比比皆是。我国在社会转型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态势迫切需要强化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治理[28]。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对我国社会建设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建设面临的新变化是什么?社会建设的发展逻辑是怎样的?学界和社会如何顺应时代潮流,构建社会建设的发展路径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新时代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创造新的发展机遇的阶段。随着经济社会转型进一步深化,我国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许多新的发展问题。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新的社会矛盾的转化、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社会治理进入新格局。这是三个最为典型的变化特征。笔者认为,深入分析这些变化的内在根源,其背后都蕴含着加强和创新社会建设路径的内在诉求。因而,新时代、新问题对我国社会建设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5]新时代是基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判断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发展战略,也是党和国家为了更好地应对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的现实需要。新时代蕴含丰富的理论内涵,学界对新时代做出了许多界定和理解。有学者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三个理论层面分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9];也有学者认为,新时代是在“站起来”和“富起来”的基础上向“强起来”迈进的时代。新时代进一步明确了“三步走”的发展时间节点,并成为实现“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从学理层面来看,新时代是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矛盾转化、中国参与全球化程度的判断提出的。新时代在经济层面的具体表现特征是,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更加强调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强调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在社会层面的表现是,随着社会矛盾的转化,催生了新的发展理念,更加重视均衡和公平。同时,新时代也面临着许多新的发展议题和发展挑战,如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精准扶贫工程进入脱贫攻坚阶段、社会治理能力不强等问题,迫切需要对社会建设进行新的发展定位和战略创新。

    当前,学界对于新时代的研究大多将视野聚焦在政治层面的研究,一般的思路是从宏观的政治视角来理解新时代以及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但对新时代的理解和定位,需要从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层面来理解。步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日趋繁复。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区域经济水平呈现不均衡的增长,带来的结果是区域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由此进一步引发社会结构失衡、社会问题频发;而且不均衡的发展成为当前威胁社会稳定、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因而,本文认为,运用传统或者单一维度理解和认识新时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不充分的,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转型需要运用新的综合分析视角和分析框架。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时代新的变化不仅包含政治、经济发展的层面,还广泛的体现在社会建设领域中。新时代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新的矛盾转化需要在新的发展时期作出新的分析和解构,二是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更加重视实现“均衡发展”目标;三是社会建设进入新格局,需要创新社会治理。

    我国新的社会矛盾的转化是新时代社会发展必须优先明确的基础性问题[30]。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5]在这种新的矛盾转变之下,我国发展建设蕴含着追求公平发展,重视社会质量的目标要求,而过去关于社会矛盾的界定主要是依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任务目标来进行划分,包含的范围较窄,仅停留在优先发展经济层面。我国新的矛盾的转化,则拓宽了主要矛盾的意涵,并且新的主要矛盾的转化不仅是对经济发展的重新定位和解读,更是对新的社会发展理念和思维的新拓展。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仅是物质的极大满足,更多的是追求发展型需要的满足和获得感、公平感的增强,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逐步转向社会层面。因为“不平衡不充分”主要是由于长期优先发展经济所带来的区域、城乡差距所引发的社会分化,以及经济发展不完善不成熟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增多造成的,所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契机是我国面临新的发展问题和发展变化。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发展水平的提升,社会成员对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领域的需求不断提升,对实现自我成长、社会参与、提升社会价值的需求也不断增强。这些都是我国主要矛盾转化后面临的新的发展议题。

    “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处在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经济新常态”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经济特征。新常态一词最早来自美国,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有学者提出了“新常态”一词来形容经济增长缓慢。相比较国外,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不仅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更受到经济体制自身特点和发展形式的影响。经济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是指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经济结构全方位优化升级”、经济发展目标从追求速度向追求质量和效益转变的新阶段[31]。我国的经济新常态对社会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地影响,机遇与挑战并存。

    经济新常态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升质量、产业合理布局创造了契机。二是催生政治新常态。在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下,经济现象往往与政治问题密切关联。三是社会建设成为重点。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转向创新驱动的资本密集型,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催生新的社会发展格局。同时,经济新常态带来的不利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一是从经济方面来看,最大的挑战是“经济换挡期”新旧模式交织。传统的产业转型面临升级困难,附加值较低的行业将会面临破产、被淘汰的局面,可能引发新的社会问题。我国转型时期的经济水平提升更加依靠技术进步和“高端”技术人才,随之带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虽然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能力提升的直接表现,但会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劳动力产生较大冲击。此外,经济转型还会出现所谓的“资本抽离”现象。即随着劳动力价格上升,部分资本趋于从内地流向沿海发达地区流向东南亚等廉价劳动力国家,从而产生劳动力分化和地区分化问题,导致劳资关系失衡,社会群体的剥夺感增强,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棘手的民生问题不断增多。同时,经济放缓很有可能会出现内需不足,通货膨胀、宏观政策不稳等问题。如果我国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过程中,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没有明显的提升,将会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二是从社会层面来看,新时代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其典型表现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虽然我国社会建设滞后的因素有很多,但从根本上来看,主要因素为长期以来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忽视了社会发展。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均衡,导致区域、城乡之间社会公共服务及各种资源分布不均匀,那么区域发展差距就会拉大、社会分化增大、社会问题凸显。三是从政府职能来看,我国的发展战略长期局限于优先发展经济,使得政府公共职能弱化。当前,由于我国公共服务和公共行动的能力不足,效率较低,公共产品提供不充分等已成为新时代制约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首要议题,也是社会建设的两大主题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5]。这是新时代我国社会建设战略的重要定位。“共建”侧重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即从制度层面构筑完善的社会治理体系,消除阻碍社会参与的各种障碍和藩篱,打通社会参与的多种渠道,确保参与有门,参与有序。“共治”则强调社会参与的途径和方式更加灵活,通过调动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共享”指的是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社会建设成果,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三个新格局的出现要求我们应当重视运用整体性的发展思维看待社会治理,从制度建设、参与途径、治理方式层面不断增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从发展的微观层面看,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具体的表现是社会治理的重心下移,需要充分发挥基层社区和社会组织的作用。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社会建设的主战场在基层社区,较为典型的国家是美国。其社区是高度自治的社会形式,拥有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基金会和社会工作者。社区承接大量的社会事务,并在基层发挥着最为核心的作用。相比较美国,我国的社区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组织形式,理应成为承接各种社会事务和社会服务的主要平台。目前,由于我国基层社区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还不够,基层社区面临着公共性不强、社区活力不足、提供服务的能力不够、资源获得不充分、人才缺乏等问题。社区承担着政府的大量行政工作,对政府的依懒性过强,成为政府在基层的一条“腿”。这也背离了社区的基本发展职能,导致其自治性和独立性不足。因而,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社会组织的活力和自主性尚缺乏活力。

    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新的社会矛盾的转化,经济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社会治理进入新格局。这三个新变化互相影响且互相作用。这一时期,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处在双重转型阶段,市场利益与社会分化交织在一起,极易引发社会风险和社会问题。而社会建设的本质就是协调经济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因此,本文认为,社会建设能有效应对新变化带来的新挑战,新时代三个新变化,对应着社会建设的三重发展逻辑。首要发展逻辑应当是厘清新时代与社会建设的关系,以适应新的社会矛盾转化。新的社会矛盾的转化要求我们不能再按照传统的思路进行社会建设,需要顺势转变思维,重新理解新时代社会建设的发展定位。其次,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新的生产方式带来新的社会利益格局和多元社会结构,需要把握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更好地实现经济社会转型。最后,社会治理进入新格局,如何创新社会治理手段,如何有效调动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如何通过积极的社会行动化解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建设面临的新议题。我们要进一步明确新时代社会建设的发展要求。总而言之,我国新的主要矛盾的转化蕴含着社会建设的发展逻辑;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蕴含着社会建设的内在逻辑;社会治理新格局蕴含着社会建设的行动逻辑。

    社会建设是我国新时代新的发展任务,有助于弥合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增强发展的动力,为我国实现新的更大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社会建设的基本内涵是满足人的各种需要、提升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通过创造公平的社会机会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最终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处在双重转型阶段。这一时期社会结构趋向多元化,社会关系复杂多样,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需求、价值观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形式。因而,新时代社会建设需要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社会建设机制来适应新的社会矛盾转化。新时代的社会建设不再是传统的粗放式管理,而是要在协调多元主体关系中不断提升社会质量。从国际发展趋势来看,社会的转型和变革必然伴随着社会重要领域的相应调整和创新。20世纪末以来,西方国家开始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反思,“社会性”逐步回归主流。各国开始重视研究“社会质量”问题,并不断加强社会建设,在儿童权利保障和青少年教育、家庭政策支持、社区管理、老龄化问题等方面都有推进与发展。社会建设及社会政策应当有效回应公民多元化、多层次的需求[32]。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引领新的社会发展方向,需要用新的思维引领社会建设。因此,新时代,我国社会建设要朝精准化、精细化方向发展。精准化的社会建设不仅需要具备处理复杂问题、协调复杂关系的能力,更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我们既要注重提供精准的社会服务来增强社会群体的满足感和获得感,还要不断增强社会安全感和信任感,并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新时代社会建设的核心目标[33]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进一步把握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明确发展目标和任务。目前,学界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有很丰富的研究,普遍认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相互支撑、相互促进。首先,经济发展方式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发展。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了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催生了新的社会态势。如由经济发展差距带来的社会利益分化、区域差异逐步拉大、职业结构的多样化,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兴社会结构、老龄化社会等,使得社会体制发生了诸多变化。这些新的社会结构态势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引发了新的社会风险,还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我国经济体制的调整必然伴随着社会体制的变革和调整,只有两者之间协调发展,才能提升民生福祉,实现社会和谐,而且社会发展水平深刻影响着经济的进一步提升。其次,安定有序,公平正义的社会,有助于提升生产力水平和质量,帮助激发经济发展活力。从社会实践来看,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民生事业及社会政策具有调节经济的作用,能够为经济建设创造稳定的空间。社会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目前,有经济学家提出“下溢假设”,即只要经济持续增长、蛋糕越做越大,其他所有的问题都迟早会迎刃而解[34]。笔者认为,这个观点有失偏颇。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之所以能一直领先世界,根本的原因是实现了社会与经济建设的同构。从北欧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来看,社会建设在对经济持续增长中的作用是突出的。例如, 20世纪60年代,欧洲福利国家芬兰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全民基础教育,同时注重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并采取积极的社会政策以实现公平的收入分配。随之,芬兰的人力资本显著提升,并培育了大量的健康劳动力,在第三次科技浪潮中再一次抓住了机遇,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35]。从理论层面来看,近年来,第三条道路理论对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政策的走向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最核心的观点是认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互相促进的,运用积极的社会政策能更好的实现社会公平和经济健康发展。因而,重视社会建设,运用社会政策来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风险成为当前全球发展的普遍共识。

    社会建设不充分会使社会结构失衡,进一步影响经济发展秩序。未来的经济发展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否成功,市场经济体制下必须要有社会政策来为民生托底,只有市场经济与社会政策相结合才能达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目标[36]。从现实看,我国新的矛盾的转变从根本上来说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矛盾。当前,我国的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GDP仍然远远落后发达国家,社会建设面临突出的困难和多元化挑战;而社会建设长期滞后经济发展,我国则极有可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风险。如果仅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忽视社会发展方式,我国的经济发展则很难长久可持续运行。因此,我国要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还应该以推进社会建设作为发展的必要手段,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协同发展才能有效解决当前存在的棘手问题。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应当要明确社会建设的目标取向、把握好社会建设新的发展要求、及时调整社会建设的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我国社会建设新的发展需要以加强社会治理为依托,重视提升“社会”的发展,提升对“社会”的认知和重构能力。新时代,我国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要更加重视治理的效果,提升社会建设的弹性和灵活性。近年来,以精准扶贫为例,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省级财政扶贫投入不断增加,全国脱贫人数逐年下降,但脱贫的投入产出比越来越低。目前,我国脱贫攻坚仍然面临顽固藩篱,贫困人口仍存在能力不足、社会资源匮乏、返贫风险增强等问题。这反映出我国精准扶贫之路仍然任重道远,同时,也暴露出社会建设的发展成效需要进一步提升。二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推动资源均衡分配。公平正义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古以来,我国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传统。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的转向对社会公平正义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在资源分配方面,能否实现社会服务与公共资源领域的机会平等是检验社会治理成果的试金石。三是促进社会整合与融入。新时代,我国社会建设的目标之一应是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得到温暖和关爱,同时又不损害社会成员的合理自由。当前,我国在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前提下,流动人口在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等层面的融入直接关系到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同时也是社会融合的重要方面。因此,我国应妥善处理社会融入问题,帮助促进不同群体间的沟通和融合,营造健康、充满活力的社会文化环境是新时代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当前,由于社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增多,社会建设和治理的形式日益复杂,任务更加艰巨。

    新时代,我国社会建设的三重新变化蕴含社会建设的三重逻辑,这三重发展逻辑是为了更好的厘清和应对社会新变化所带来的新挑战。新时代社会建设的三重发展逻要求实现三大路径创新: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基础;以创新社会治理为渠道;以提升社会组织能力为依托,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实现新时代社会建设体系和能力的综合提升。

    提升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水平,最基本的就是要转变社会发展方式和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新时代的发展应当是以全体人民的福祉为本的发展,全体社会成员应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37]。这就要求我们要以人为本,更加重视提升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水平。要运用底线思维适时调整社会结构和多方利益[38]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新时代,我们要更加重视保障和改善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社会弱势群体始终是我国社会建设体系关注的重点与焦点,社会建设的公平性应当体现在使发展的成果有效地惠及包括社会弱势群体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以精准扶贫为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在2020年如期脱贫”,[5]吹响了脱贫攻坚的冲锋号,也为社会建设在新时代实现新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我们要贯彻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确保扶贫对象靶向瞄准、扶贫资金精准到位,扶贫措施确实可行;同时,精准扶贫需要专业同构性,应运用增能与社会支持手段,积极调动社会工作力量参与精准扶贫,帮助弱势群体完成资源链接与能力建设。社会组织尤其是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在提供专业性社会服务领域具有先天优势,可以成为组织与传递社会资源、增强弱势群体脱贫信心与决心、助力精准扶贫的有生力量。新时代,我国社会建设就是要形成多位一体的社会合力,鼓励政府、市场、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同时,调动贫困人口自主性、积极性和参与性,建立一套有效的社会治理机制共同实现脱贫攻坚宏伟目标;在打赢精准扶贫战的同时,也要重视解决好人们的发展型贫困问题,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好社会”的标准是能够让全体社会成员过上美好生活[39]。新时代,我国社会建设的重点是进一步加强社会软实力建设,提升社会质量。进入新时代,人们基本的物质需求基本上得到了满足,更高层次的发展型需求不断增多。我们既要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增强民众的获得感;同时也要重视和保障人们的社会权利,通过社会赋权,提升个人价值,增强社会认同和满足感;此外,还要更加重视社会成员的心理、健康需求,加强基层的健康服务供给,通过建立社会疏导机制,提供心理慰藉服务,帮助调试人们的心理健康,提升国民总体健康水平。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是新时代我国社会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国需要建立一套稳定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为化解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提供有效保障。新时代我国社会建设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实现精细化社会治理,提升治理的效果。同时,社会整合的实现依赖于社会治理的相对协调,其重点在于社会结构的弥合及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我们要积极探索建立合理有效的纠纷协调与利益调节机制,建立健全社会保护体系,尽可能消除社会整合过程中的阻碍并降低社会风险。

    社会建设的进一步发展目标是构筑多元参与渠道,实现社会协同参与。“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实现社会协调与平衡的必要条件。”社会作为联系国家和市场的中间桥梁,对于挖掘社会发展潜力、实现社会协同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相对于政府和市场,我国的社会力量相对薄弱,需要进加强“社会”这一缓环节的建设。本文认为具体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是要推进社会协同参与,鼓励社会力量进入医疗、养老、公共服务等领域,更好地满足多层次需求。例如,以准市场的方式引入商业医疗保险,在基本医疗保险之外纳入补充医疗保险,形成多层防护体系;在养老领域,除了基本养老保险之外,还应大力发展企业年金等多支柱保障体系,更好的应对老龄化挑战;在一些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项目中,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参与评估等,不断释放社会活力,提升社会参与社会建设的能力,提升社会建设的“社会化”水平。其次要提升社区治理活力。社会建设的主战场在社区。社区作为一个长期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层单位,是方方面面的社会事务的载体。新时代,我国基层社区应当以一种新的形式存在,依托社会治理资源的下沉契机,提升社区的公共性,激发社区的积极参与活力,使得社区成为社会建设的主要平台和基础保障,打通基层社区的“微循环”途径,实现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一方面,我国需要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构筑社区熟人社会,加强社区认同和社区融入;另一方面,通过创新社区自治,将社区的服务职能和管理职能区分开来,提升社区的公共性;同时,进一步拓展社区居民参与的途径,通过多方参与,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建立“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良性互动。”[5]我国社会建设离不开富有活力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作为独立的第三方,能够积极调动社会各方资源,实现服务和资源的有效整合和传递,具有弥补政府和市场失灵的优势。当前,制约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组织自身能力不强。我国应加快社会组织的内部能力建设,特别是要积极引导不同类别的社会组织有序参与。例如,草根社会组织应当注重通过提供专业化的社会服务质量提升社会组织的竞争力;枢纽型社会组织应当加强内部体制创新,减少对政府的行政依赖,提升社会信誉和示范作用,提高公众对社会组织的认可;此外,要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充分利用各类社会组织来疏通社会治理资源下沉的渠道,提升社会服务的可及性;还可以通过适当的向社会组织提供公共补贴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直接由社会组织向社会成员提供社会服务,使其真正成为有序参与社会事务的核心力量,提升社会建设的内在价值和参与动力。

    加强和创新社会建设是新时代我国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总布局的内在要求。因此,我国加快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应厘清“新时代”的基本内涵和新时代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的发展要求;理顺新时代、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和内在逻辑;明确新时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定位和发展要求;并依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契机,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同时,根据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最终实现社会建设在目标定位中的精准性、内容体系的完整性、行动能力的高效性。

  • [1] 陆学艺.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J].社会学研究, 2011, 26(4):3-11. http://d.old.wanfangdata.com.cn/Conference/7533411
    [2]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07-10-25)[2019-05-27]. http://cpc.people.com.cn/GB/104019/104099/6429414.html.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EB/OL]. (2011-03-16)[2019-05-27].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1-03/16/content_22156007.htm.
    [4]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12-11-08)[2019-05-27]. http://cpc.people.com.cn/n/2012/1118/c64094-19612151.html.
    [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17-10-27)[2019-05-27]. 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27/c_1121867529.htm.
    [6] 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EB/OL]. (2018-03-22)[2019-05-27].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lh/2018-03/22/c_1122575588.htm.
    [7] 王思斌.积极托底的社会政策及其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 2017(6):81-90.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zgshkx201706005
    [8] 陆学艺.加快社会建设:我国当前和今后的重大战略任务[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3(2):1-6. http://d.ol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bjgydxxb-shkx201302001
    [9] 郑杭生, 杨敏.社会与国家关系在当代中国的互构——社会建设的一种新视野[J].南京社会科学, 2010(1):62-67. doi: 10.3969/j.issn.1001-8263.2010.01.010
    [10] 孙秀艳.习近平新时代社会建设思想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8(8):1-8. http://d.ol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fjswdxxb201808002
    [11] 谢立中. "社会建设"的含义与内容辨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52(2):98-105.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BDZK201502014.htm
    [12] 安东尼·哈尔, 詹姆斯·梅志里.发展型社会政策[M].罗敏, 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2-5.
    [13] 景天魁.超越进化的发展——"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回眸与思考[J].社会学研究, 2016(2):1-17.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668323654
    [14] 李旭辉, 朱启贵.基于"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省域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8(9):107-117.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zycjdxxb201809010
    [15] 李路路.社会结构阶层化和利益关系市场化——中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挑战[J].社会学研究, 2012(2):1-19.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QK201205700851
    [16] 宣朝庆.中国社会建设的文化禀赋与结构限定[J].社会学研究, 2013, 28(3):229-240.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shxyj201303012
    [17] 李培林.乡村振兴与社会治理值得关注的五个课题[J].社会治理, 2018(7):10-12.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0120181106497000
    [18] 王帆宇.快速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社会建设:阙如与突破[J].求实, 2017(12):84-93. doi: 10.3969/j.issn.1007-8487.2017.12.008
    [19] 杨宜勇, 黄燕芬.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建设的新思路、新成就[J].社会学研究, 2017, 32(6):35-43.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673803037
    [20] 俞可平.中国的治理改革(1978-2018)[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71(3):48-59. http://d.ol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whdxxb-shkx201803004
    [21] 李强, 杨艳文. "十二五"期间我国社会发展、社会建设与社会学研究的创新之路[J].社会学研究, 2016(2):18-33.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668323655
    [22] 向春玲.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新思路与新举措[J].治理现代化研究, 2018(3):84-89.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0120181103932821
    [23] 李友梅.中国社会治理的新内涵与新作为[J].社会学研究, 2017, 32(6):27-34. http://d.ol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jizgc201818104
    [24] 伍胤鸿.习近平新时代全球治理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1(4):372-375. http://d.ol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ygydxxb-shxkb201804013
    [25] 宋国恺.论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方略——兼论"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J].探索, 2018(1):153-159.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tans201801020
    [26] 刘国习.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新时代中国社会建设目标定位[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4):1-6. http://d.ol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llgdxxb-shkxb201804002
    [27] 宋国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学研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8(5):60-68.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zgtsshzyyj201805009
    [28] 李培林.开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新"黄金时代"[J].社会治理, 2015(3):29-30.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90768372504849534851484854
    [29] 曾志刚, 冯志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三重逻辑论析[J].求实, 2018(3):4-25. doi: 10.3969/j.issn.1007-8487.2018.03.001
    [30] 张占斌, 戚克维.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看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J].理论探索, 2018(3):19-25. doi: 10.3969/j.issn.1004-4175.2018.03.003
    [31] 任保平, 郭晗.新常态下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路径选择与改革取向[J].天津社会科学, 2015(5):84-90.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666051447
    [32] 李迎生, 吕朝华.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与社会政策创新发展[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8(1):67-73. doi: 10.3969/j.issn.1008-9314.2018.01.011
    [33] 周秋光, 王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展望[J].社会治理, 2018(2):27-35.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0120180804636711
    [34] 何艳玲. "回归社会":中国社会建设与国家治理结构调适[J].开放时代, 2013(3):29-44. doi: 10.3969/j.issn.1004-2938.2013.03.002
    [35]

    PIETILA H. Building a welfare society:the finnish experience[J]. Development, 2000, 43(2):43-46. doi: 10.1057/palgrave.development.1110147

    [36] 关信平.论当前我国社会政策托底的主要任务和实践方略[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6(3):50-55. doi: 10.3969/j.issn.1008-9314.2016.03.009
    [37] 吴忠民.以社会公正奠定社会安全的基础[J].社会学研究, 2012(4):17-24.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HXJ201204003.htm
    [38] 景天魁.底线思维:层次、辨正与意义[J].探索与争鸣, 2018(9):30-32. http://d.ol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nsfdxxb-rwsh201502001
    [39]

    CHRISTOFFERSEN H, BEYELER M, EICHENBERGER R. Two good societies:a comparative study of denmark and switzerland[M]. Heidelberg:Springer Press, 2014:1-9.

  • 期刊类型引用(2)

    1. 张佳佳. 挑战与机遇:新时代中国统一战线的发展. 黄河科技学院学报. 2021(06): 28-32 . 百度学术
    2. 裴玉锐. 新时代发展金融社会工作的意义研究. 山西青年. 2020(08): 79-80 . 百度学术

    其他类型引用(2)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98
  • HTML全文浏览量:  15
  • PDF下载量:  45
  • 被引次数: 4
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18-05-07
  • 网络出版日期:  2022-08-07
  • 刊出日期:  2019-09-09

目录

/

返回文章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