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提出与分析框架

一   问题的提出

2014年6月初笔者一行8人，赴江汉平原的应城农村进行为期15天的驻村调研。的士司机陈师傅听说是搞农村调研的，便主动为我们提供了3个调研问题，其中之一是农村老年人过得不好。由于近年笔者一直在关注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便接过话题追问：“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陈师傅没有细想便道：“我们这边老年人大多是非正常死亡的，没有正常死亡的，也没有在医院死的。”后来的调查及回访确实发现当地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很糟糕，老年人自杀现象严重。老年人得病后一般不住院治疗，即便不喝毒药、不吊颈自杀，也是在家拖死，饿死的情况也不少。

应城的调查表明农村老年人陷入了严重的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危机之中。其他地方的报告也显示，当前农村老年人在家庭关系、代际矛盾和资源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遭受子代的辱骂、殴打和不予养老、治病，被忽视、被遗弃等逐渐形成普遍现象。2008年，杨华在河南周口农村调查到，当地农村老年人被儿子、媳妇赶出家门，到果园里搭个棚子居住的现象屡见不鲜，许多老年人因此愤而自杀^[1]。郭于华很早就发现，华北农村的老年人即便在天子脚下也是过得不尽如人意^[2]。贺雪峰调查的湖北京山农村，老年人一旦“无用”，就会被子代嫌弃，分家时还不如一头母猪走俏^[3]。在安徽、湖北等地农村，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且常年不回家，老年人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和关爱，他们因病痛、孤独和无助而自杀的情况日趋严重，许多老人自杀多日后才会被发现^[4]。诸如此类，皆表明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不容乐观，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快速增多。

二   既有研究的解释

对当前农村老年人状况和老年人自杀现象的解释，学界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主要遵循三条分析路径：孝道论、结构论和价值论。

孝道论的前提是中国乃“伦理本位”的社会，孝道是中国和中国农村的基本底色。在传统孝道和孝文化看来，侍奉父母和给父母养老送终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体现农民生育子嗣的价值所在。但是，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对经济利益的过分追求及自我价值实现理念的增强，使得养老有了包括时间、精力和金钱等巨大的机会成本，孝道文化也就难以为继，农村老年人自杀与孝文化衰弱有关^[5-6]。刘燕舞更是直接将农村老年人自杀与农村孝道衰弱关联起来，他论证了农村家庭内部关系伦理维度的丧失和契约维度的增加，年轻人更多地从契约、交换的维度考究与父母的关系，父母为自己付出少，他们对父母的反馈就少。许多引起老年人自杀的代际矛盾就源于老人未能在能劳动时为子代作出贡献^[7]。

结构论主要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探讨农村老年人自杀。农村社会结构主要包括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和村庄社会关系。该分析路径认为：农村代际关系从之前的父子轴心向夫妻轴心的转变及家庭中年轻人地位和权力的上升，老年人权力和地位的下降，是导致在农村家庭矛盾和资源分配中老年人处于不利地位的根源。村庄社会结构也逐渐扁平化，村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减弱，使得对老年人的支持系统不复存在，即便发生了老年人自杀事件，村庄社会也不再给予关注^[8]。陈柏峰考察了妇女地位上升后，家庭关系的天平向年轻人倾斜，“妇女当家”逐渐成农村普遍现象，因婆媳矛盾而自杀的老年人增多^[9]。刘燕舞认为：农村代际关系从之前反馈式向剥削式转变，也是农村老年人自杀的重要原因^[10]。

价值论是从价值观念的变动去谈老年人自杀的路径，认为老年人自杀源自老年人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的衰弱或丧失。郭俊霞在一篇文章中谈及，当前农村社会关于传统生命意义的价值观念的松弛，老年人在新的、变化的家庭和社会中找不到支撑其活下去的理由，觉得生活没有价值、活着没有意义，于是走向自杀^[11]。杨华在研究湘南农村老年人自杀时，认为传统农民只要能够延续香火、儿子孝顺，就会觉得活着有意义。但是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子辈忤逆老人的现象逐渐出现，由此造成老人价值失落，导致老年人自杀^[12]。刘锐的调查发现：湖北京山农村老年人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很容易在老伴去世后自杀^[13]。

孝道论将理想标准作为参照，容易看到农村正在发生的孝道衰弱。但孝道论有泛道德化之嫌，未能揭示老年人自杀的深层原因，尤其不能解释的是有些家庭子代非常孝顺，也会发生老年人自杀现象，甚至是子代越孝顺，老年人越有自杀的念头。结构论从代际关系变化和村庄社会结构变动讨论老年人自杀，看到了老年人权力丧失和在家庭矛盾中的弱势地位，对分析家庭矛盾中老年人的自杀具有解释力。但是结构论不能回答家庭矛盾发生的原因。价值论深入到农民的生活意义层面，从农民“活着为什么”的角度深刻剖析了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但并不是所有老年人自杀都要追问该问题，甚至许多老年人自杀是从子代的角度着想，恰是遵循传统价值观的缘故。

因此，3种主要解释路径既有优势，也有解释不到的地方。本论文希图在这3种解释路径的基础上，结合三者的优势，从实地调查角度出发，探索一条新的解释路径。

三   本论文的分析框架

本论文从分化、竞争与社会压力的代际转移和传递去分析农村老年人自杀的原因。

根据笔者的调查，江汉平原的老年人自杀类型很多，既有爆发家庭矛盾、纠纷后自杀的，也有因为子代不养老、辱骂、殴打、嫌弃而自杀的，还有得病后自杀的，另有觉得自己成了子女的累赘而自杀的等等。老年人自杀的这些直接原因背后，是家庭成员在面对村庄生活的压力时所作出的一系列理性选择。诸如，引发家庭矛盾的多半是因为老年人不给子代带小孩、照看家庭，或者吃喝用度过多，不节俭等；老年人得病之后，既需要人照顾，也需要花钱医治，都平添了子女的负担；老年人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了，就纯粹成了子女的负担。农村老年人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是儿们负担”的一面，这些负担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子代的压力，使得子代的生活较没有这些“负担”的人家要逊色。农民对“负担”的感知，是通过生活的压力表现出来的，而生活的压力则来自分化后农民之间的竞争。

农民分化是竞争的前提。在一个均质的村庄社会，农民之间分化较小，大家在血缘地缘上都是自己人，经济上的地位与差距不大，生活水平相差无几，那么，相互之间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共同使日子过下去，使后代繁衍下去。大家都差不多，也就不会相互比较相互攀比，不会因为相互间的差距而给对方造成追求平等或至少“不差”的压力。而一旦农民分化了，相互之间的自己人感觉淡化，经济和社会上出现等级差别，农民家庭之间就开始相互比较、竞争和攀比。谁也不服谁，谁也不甘落后，都相互比较着往前赶。这样就会给每个农民家庭带来压力与焦虑，越是落后的家庭，其压力就越大。在分化与竞争的村庄社会，经济上取得成功的人成为竞相效仿的对象，村庄成功的标准集中在经济和物质消费层面。只有在这方面达到了要求，一个农民家庭才算是获得了成功，在村庄里才会得到人们的承认和认可，才能进入村庄的主流生活。那些自动退出竞争或被村庄竞争甩出的人就得不到面子和尊严，只能生活在村庄边缘。

农民家庭的竞争推动着村庄成功标准节节攀升。随着农民分化的加剧，相互之间的竞争就加剧，农民所感受到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竞争所带来的压力越大，就越要勒紧腰带干，把家庭的所有资源与劳动力都调动起来，为竞争出力，以缓解家庭的压力。农民的这种缓解主要是通过过度“剥削”家庭劳动力，并缩减家庭不必要的开支。这种向内用力的方式，必然导致农民家庭之间互助合作的关系减少，人们都巴不得对方失败，唯独自己成功。因此，竞争的压力反过来会导致农民进一步分化，农民相互之间的自己人认同进一步降低。这样，分化、竞争与社会压力三者之间就形成正反馈：分化越大，竞争就越激烈；竞争越激烈，压力就越大；压力越大，越需要向内用力，而不是向外互助合作，农民之间的分化就更大，竞争随之加剧。

在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下，农民要最大限度地整合和调动家庭劳动力投入到竞争之中，而那些不能被调动，甚至成了纯粹消耗家庭有限资源的家庭成员，显然就成了家庭参与竞争的“累赘”和“负担”。每个家庭都希望有更多的劳动力投入，获得更多的收入，同时希望有更少的负担，这样才能轻装上阵，尽快取得竞争的胜利。在竞争压力下，传统的道德文化被摒弃，竞争本身在去道德化的语境中被奉为至高无上的法则，其他的一切都为他服务。在该意识形态的指引下，不参与家庭的竞争，消极对待家庭竞争，不为家庭贡献力量，或者成为家庭参与竞争的负累的人，不仅没有话语权和合理性，而且还受到批判和指责。那么，成为家庭竞争的负担和累赘的会是哪些人？首当其冲的是生病、不能劳动、需要其他劳动力照顾的老年人。

在村庄的竞争中，不同阶层的家庭因资源禀赋不同而承受的压力也不同。处在上层的阶层，经济、关系和权力等资源禀赋较高，在竞争中能够调动的资源就越多，也就容易达到村庄成功的标准。因而他们所承受的压力较少。同时，他们在竞争中胜出后，又不断地抬高和刷新村庄的竞争标准。下层农民家庭的资源较少，他们难以轻易达到上层农民制定的成功标准，因而他们所承受的竞争压力要较上层农民大。村庄竞争的压力由于阶层分化有向下层农民家庭转移和积聚的趋势。竞争越激烈，上层越能刷新标准，下层承受的压力就越大，也就越需要过度剥削家庭成员的劳动力，同时也就越希望甩下包袱、丢掉负担。

在农村高度的竞争过程中，家庭竞争的压力通过代际责任和分工首先转移到了中年人身上。中年人作为家庭中的壮劳动力承受的压力最大，他们在竞争中过度剥削自己的劳动力。中年人一个劲地为着家庭的竞争奔波，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也就难再腾出额外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来照顾老年人，他们便有意或无意间忽略了老年人。竞争的压力通过代际关系也传递到了老年人身上。在农村交换式代际关系中，老年人成为弱势群体，家庭资源分配不会向他们倾斜。老年人为家庭参与竞争，唯一可以做的是尽量不给子代找麻烦添负担，尽量自己照顾自己，压缩自己的生活质量。当老年人无法照顾自己，成为子代纯粹的负担后，唯有尽早结束自己的生命才能给子代减负，也就是自杀或生病拖死。

在竞争压力之下，如果老年人只顾自己享福，独自潇洒，不体谅子代负担，不分担子代压力，是要被人家说闲话的；老年人不给子代带小孩，不给子代看家护院干农活，以减轻子代的负担，就会受到指责；中年人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参与竞争上，而忽略对老年人的照顾、赡养和医治，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当不能为子代家庭创造财富，成为纯粹负担之后，老年人也会有负罪感；老年人应该自觉为年轻人家庭减轻负担，如果老年人自杀能够减轻子代的负担，那也可以理解乃至被推崇等等。也就是说，当前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堪忧和自杀现象增多，是农民家庭在面对竞争压力时做出的一种甩开包袱，转移压力的理性行为。家庭竞争的很大部分压力最终由老年人承担下来。

归纳起来，农民分化后竞争的压力向下层农民积聚，而下层农民的竞争压力则通过挤压老年人的生存空间来解决。结果是，处在上层家庭的老年人生活境遇要比处在其他家庭的老年人好，下层家庭的老年人更容易感受到竞争压力而做出自杀行为。老年人自杀是村庄激烈竞争产生的后果。

二.   农民分化：社会性竞争的前提

农民分化指的是农民家庭之间在经济、社会关系和权力等资源占有上的差异，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地位的区分，它要表达的是社会占有的不平等与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在当前农村，社会关系和权力等资源的占有会体现在市场和经济机会的占有上，从而最终体现为经济条件的差别。经济条件越好，在村庄中的地位就越高，反之则低。改革开放后，经过30多年的发展，江汉平原农村的经济社会分化渐趋定型，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社会分层结构。根据家庭经济的客观位置与农民的主观评价，可以将该地区的农民家庭划分为4个层级，分别是富裕农民、中上农民、中等农民与下层农民。

第一，富裕农民。这是江汉平原最富裕的层级，一般只占村庄总户数的3%~5%，他们的存款要超过100万元，年收入在10万以上，个别人存款超过1 000万，年收入超过100万。这批农户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外出闯荡后发家致富，主要从事餐饮、办厂、加工、服装、垃圾处理等行业。2000年外出务工经商成为富人的农户较少，少数农户是初高中毕业后外出从事销售行业，积累了一定经济和社会资本后再创业，主要从事汽修、摩托车装配、医药超市、家庭作坊等。他们将土地转出，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在县市以上城市安家落户，不再参与村庄的人情往来和面子竞争，也不构成对所在村农民的压力。

第二，中上农民。这类农户占总户数的15%左右，其财富和收入水平要较富裕农户相差甚远，一般年收入在3万~5万之间，少数超过5万，存款超过10万。这些农户主要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外出务工经商的成功者，他们一般在乡镇或县城有房子，超过6成常年不住在村里，有的人农忙时回来种地，多数人将土地转出。这些人主要从事农产品贩卖、交通运输、农业机械租借、个体经营、养殖及其他手艺等行业。他们中大部分人虽然脱离了土地，但与村庄的关系仍较为紧密，与村民还有人情往来，还参与村庄建设和面子竞争，也在意村庄的评价，希望得到村民的认可。

第三，中等农民。该群体的比例占农户的60%~70%，其收入结构是“半工半耕”，即老年人在家经营土地及副业，年轻人外出务工，家庭有务农与务工两笔收入(夏柱智，2016)。一般而言，50~70岁的中老年人在家耕种七八亩到二十几亩土地，一年收入可以达到数千元到1.5万元不等，还经营一些副业或打点零工，也可以搞个“大几千块钱”。年轻夫妇或未婚子女外出务工，一年可得1.5万~2.5万元。这样，务农和务工的收入加起来就有2万~3万元的纯收入，有的超过3万元。老年人在家务农还有诸多隐性收入，诸如吃喝住行玩免费、老年人照看孙辈、农村物价便宜等，如果这些消费都到城市购买，农民的货币化支出将剧增。中等农民仍住在农村，他们的主要社会关系、利益关系还在村庄里，参与社会性竞争，他们是村庄价值生产的主体。

第四，下层农民。处在下层的农户有如下特点：一是家庭主要劳动力年纪过大，超过60岁，务工和务农都不再是有效的劳动力；二是家庭子女尚未成人，是纯消费主体；三是家庭有病号或主要劳动力是病号，以及有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四是土地较少，一般是10亩以下。这些家庭因为劳动力缺乏，收入来源有限，而支出巨大，因而使得家庭整体收入上不去。他们农闲时到邻近的工厂、砖厂、建筑工地打小工，平时还到河沟里去抓鳝鱼和打鱼虾贩卖，在家里搞点小规模养殖。这样一年的纯收入在2万元以下，较少有存款，家庭的刚性支出大。

以上表明，除富裕农民“走出村庄”，不再参与村庄价值生产和面子竞争外，其他3个群体皆与村庄有密切关系，与其他阶层有较大的交集。从调查看，在村庄的3个阶层之间及阶层内部家庭之间，已经较少有互助合作的关系，更多的是竞争与攀比的关系。在村庄中参与竞争的3个群体的经济收入水平相差不大，使得农民之间的分化呈现出中度状态。这样，下层农民也不会认为比他人差，即便有差距也是暂时的，当家庭条件改变之后，如下层农民的子女成长为劳动力或病号痊愈、老人过世、转入更多土地等，家庭经济条件就会改观。中上农民和中等农民也不认为胜券在握，他们拥有的财富不足以让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他们要想方设法增加自己的财富，尤其是要不断刷新成功的标准，以制造与下层农户的“区隔”。所以，无论哪个阶层的农民都不会养尊处优，而是时时刻刻处在竞争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被人家甩得更远，或被人家迎头赶上，甚至从上层跌落至下层^①。

① 被甩得远远的，即被竞争给甩出去，永远翻不了身，农村光棍家庭就是这种情况；被人家迎头赶超，心里也是极不舒服的，其他人也会奚落“以前嘚瑟，现在还不是就那逑样，有什么了不起”；从上层跌落的，是最没面子的，如已经进城的人失败后回到村庄，是件难以接受的事情。

三.   社会性竞争的展开：支点在下一代

村庄竞争的标的要有“显示度”，就是要有被人看到、向人展示的标的物。调查发现：江汉平原农村的竞争标的有一般性的，也有主导性的。一般性的标的物是竞争成功的充分条件，包括耐用消费品、娱乐休闲、人情、耕作和小孩教育等方面。主导性的标的物是农民竞争成功的必要条件，主要是为儿子在城里买房子。

一   农村社会性竞争的一般性标的

农民都在比什么？受访的大部分村民说：“比谁田种得好，比谁在外面房子好，比谁的儿孙好，打牌、赶人情都要讲面子，要是别人都在市里买了房子，我还在村里住，我就是没面子。”农民的竞争并不是在方方面面展开，而是有选择性的，某些方面必须搞好，某些方面可以放弃。必须搞好的没有搞好，竞争就不算成功。

1   耐用消费品竞争

耐用消费品是现代生活的必需品，能够给生活带来方便与品位。但农民对此更多的是持一种“你有了我必须有”的攀比心态。调查发现：许多家庭的洗衣机装着的是稻谷；即便没有冷冻食物的需要，冰箱也要有且放在大厅里；空调基本上没有打开过；外出务工的农民也购置了摩托车，但是只有年终返乡后才骑得上；结婚要配备电脑并连接上网，但农民在家从来都不用；电视机更新换代的速度快，有的家庭主卧堆放了两三台旧电视；农民有摩托车已经够用了，但还要购买小汽车，等等。像这些家庭耐用消费品在江汉平原农村已经普及，不同的只是数量、型号与价格的差别。中上层家庭的耐用消费品的档次和品牌是最好的。下层农民的家庭买不起高大美观的冰箱，但也要买一台小冰箱；不能每个房间安装空调，至少主卧要安装。插秧机购置成本高、折旧快，一般只有耕种超过60亩地的农户购买才划算，一旦有几家有了，其他耕种十几、二十亩的农户也要跟上。

2   娱乐闲暇竞争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运用，农业耕作的劳动强度大为降低，劳作时间缩短，农闲时间增多^①。如何度过较长时间的闲暇时光，是当前农民要考虑的问题，不同的农民会探寻不同的娱乐休闲方式，方式越高级越有面子。中上层农民的资金充裕，他们的休闲方式主要是结队垂钓，到县城、乡镇麻将馆打麻将或是旅游观光，他们认为在家看电视不是休闲娱乐。中等农民没有中上层农民那么宽裕，他们在农闲时间还要打零工、照看孙辈，他们的休闲娱乐方式主要是在雨天或太阳直晒的时候在镇上打麻将，偶尔在自家鱼塘垂钓，也有少数人去旅游。下层农民没有专门的休闲娱乐，他们主要在家看电视、在屋檐下聊天，偶尔在村里打麻将。在村里打麻将已经够丢脸了，但下层中老年人还进不了村里的麻将室，他们打不起麻将就只能看，而看打麻将会被主人鄙视，挖苦你是来蹭空调的。打麻将不赌钱或赌小钱也很没面子^②。如果谁在县市麻将馆打了一宿麻将，赢了或输了大几千上万，便会在村里风光无限。

① 用农民的话来说，就是“2个月种田，8个月休闲，还有2个月在过年”。

② 农民说：“打小牌就是丢人，打5元的牌(年轻人至少打10元的牌，只有老年人才打5元或3元的牌)，还不如直接用手在地上摸一下，还舒服些。”

3   村庄人情竞争

当地农民在仪式性人情上的竞争，一是体现在办酒席的桌数上来的，客人越多说明人脉关系越广，社会影响力越大，也就越有面子和声誉。反之，如果在婚丧嫁娶等主要人生仪式上客人稀少，特别是向外宣扬要来的客人比真正来的要少很多时，主家会大丢面子。二是在酒席的规模上。现在酒席都由专业厨师队伍包干，价格和档次都差不多，主要的差别在烟酒上，又以香烟为最。由于竞争的激烈，酒桌上香烟由几年前的两三块钱一包，发展到现在的二三十块钱一包^③。三是在上人情礼金上。过去在上人情时，与主家关系相同的客人会相互通气上一样的礼金。但近几年的发展却出现了近邻、亲戚、朋友等在上人情上的竞争^④，人情礼金不断地往高处升。近邻人情从几年前的50元，到现在没有三五百就拿不出手。主要亲戚的人情则攀升到了一两千。四是在老年人的人情上。一般来说，只要儿子成家，老年人就可以不再赶人情。但是，赶人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社会性存在的体现。如果不赶人情了，他在村庄交往中就会受到忽视，而赶人情则会获得面子与荣耀。因此，处在中上层家庭的老年人到了七八十岁还在赶人情。下层的老年人则很早就不赶了。中等阶层农民的老年人有的赶，有的不赶，但都力争在赶。

③ 李元珍调查的某村，2012年底有一家在当地首次使用32元一包的钻石芙蓉王，仅此一项开支就高达1万多元，这家人由此获得了极大的面子。也因此，他们在跟人发生冲突时，才敢说：“我屋里的存折能压死你”。

④ 应城炮竹村的村民一席话很典型：“赶人情要讲面子。没钱借钱都要借来赶。前年还是100元，去年开始涨到200元。有人负责写礼单，赶少了觉得丢人，丑。”

4   田地耕种竞争

以务农为主、兼业为辅的农民，还要相互比较田地耕种与收成的好坏。田地整理得好、庄稼长势喜人和丰收的家庭，会受到赞叹；而田地不平整、庄稼长势不好、田里长满稗子杂草和欠收的家庭则会被人笑话。这些背后是农民在勤劳、持家、科技掌握等方面的攀比。

二   起跑线上的竞争：小孩教育

江汉平原农村的农民对孩子教育非常重视，农民之间在孩子教育投入上展开激烈竞争。这是起跑线上的竞争，谁能上更好的学校，就能有更好的升学机会。

中上农民在镇上和县城有房子，他们就可以将小孩选在镇上或县城的中小学读书，有条件的可以上县城最好的中小学。他们一般会让年轻媳妇专门照看小孩的起居和接送读书，有的家庭孩子还在周末上各种培训班。中等农民限于经济条件无法专门腾出一个劳动力从小学开始陪读，他们只能在孩子读初中或高中的时候，由母亲专职在城镇陪读。在镇上或县城有房子的中等农民农户，母亲就在家给孩子做饭、洗衣服，如果在城镇无房的就会在学校周边租一间房。这样一个家庭只有年轻男子负责打工挣钱，家庭的收入大减，家庭负担剧增。中等农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老年人在镇上租房子陪读。下层农民的家庭一般没有能力到县城陪读，但会尽力在孩子读高中的时候到镇上陪读。他们的“陪读”不像中上层农民和中等农民那样是“专职”的，他们可能竭尽全力在镇上买套房子或租间房子，由母亲负责孩子吃住，早上安排好小孩上学后，再骑摩托车返回农村劳作。傍晚再赶回镇上接小孩放学。或者母亲在镇上打份零工。这是一种两不误的陪读。

我们给农民“陪读”算了一笔账：在镇上租房子一年2 000元(县城3 000~4 000元)，水电费500元；大人小孩的生活费，一年5 000元(按10个月计算)，小孩的零花钱一年至少2 000元；一个劳动力陪读的机会成本是每年约1.2万元；其他开支1 000元。加起来，陪读的费用要超过2.2万元，这差不多是农村中等收入家庭一年的收入水平，足可以给一个农民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

三   接力点上的竞争：年轻人进城

江汉平原农民最在乎的是在县市是否有房子，这是农民城镇化的重要步骤^[14]。如果以上诸事项都成功了，唯独没在县、市买套房子也没有面子。如果在县、市买了房子，其他诸事项都给忽略了仍然有面子。如果既在以上诸事项上成功，又在县、市买了房子，则会在农村获得极大的声誉。当地形成了“看谁最先在外面买房，看谁在外面房子多”的竞争态势。炮竹村55岁的陈富华曾担任过民办教师，善于思考与总结，他的一番话代表了当地农民的认知：

父母之间都有攀比的压力，有能力的就(支持儿子)去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买房，差一点的就去二线城市(武汉)，没有能力的就去三线城市(孝感、应城)。比如，和我同年代的人，别人的小孩都在外面买房了，别人开车回来，我心里是很不好受的，自尊心强的人都会有这种感受。不在口上说，心里还是很不平衡的，一般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人都有一个攀比思想，有一个虚荣心。

当地父母最大的虚荣心是给儿子在城市买套房子，农民最大的竞争是针对子代的进城竞争。当地农民主要的人生任务是“生儿子、建房子与娶媳妇”。农民生了儿子后，就要努力为其建房子，只有建了房子，才能给儿子娶上媳妇。这样其人生才算圆满。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一般在村里建了房子就能娶得上媳妇。农民的竞争是看谁先建房子。2000年后，农民觉得城镇既现代化又方便，便有人率先在镇上或国道边建房、买房，于是在2005年左右出现了只有在镇上或国道边有房子，姑娘才愿意嫁过来的现象。“在家里盖一栋别墅，不如在城里有一间茅草棚”，村子里的房子无论多大、多宽敞、装修多豪华、现代化设备多齐全，也难以成婚^①。在镇上或国道边买套房子至少要10万块钱。

① 炮竹村的一个38岁男，在村里买了房，房子是以前一个老师的，装修得很漂亮，太阳能、DVD、电视等家具都有。在广州工厂里打工，月工资两三千元，父母70多岁，种地十余亩，有人给介绍一个女的，曾嫁到云南，30多岁，离婚，带一儿一女回来，她还看不上这个男的。后来还有人把这个女的介绍给陈河镇的一个大学毕业生，这个大学毕业生在外打工，月工资两三千元，加上父母的月工资共有五六千元，未在应城买房，只是在陈河镇街上花了18万元买了个二手房，这个离婚女人还不愿嫁。最后这个女的嫁给了武汉的一个的士司机。

然而，镇上或国道边上有房子也仅仅是起点。有些中上农民不满足于在镇上买房子，他们从2008年开始纷纷在应城市或孝感市买房子，如果儿子读了大学就在武汉市买房子。他们成了农民竞相效仿的对象。到2010年左右当地成婚的条件发生了变化，若非在县城有房子，媒人根本不会去说媒。一旦在县城买了房子，即便男子超过了30岁，长相不论，说媒的人也会蜂拥而至，该男子很快就能娶上媳妇。

在县城买套房子至少要花40多万元，即便按揭首付也得十几万。这对农民家庭来讲是笔巨额开支。光靠年轻人外出务工难以在短时期内买到房子，况且年轻人在城市务工消耗大，很难存得下钱，因此，买房子的大头就落在了父母身上。中上层农民家境稍富裕，有一定积蓄，在县、市买房子相对容易，他们的儿子结婚会不成问题。中等农民积蓄少些，他们至少要有个上十年的积累外加东借西凑，方能在县、市买上房子。下层农民中，那些父母尚年轻、子女还小的家庭，父母可以有若干年的积累，预期中能在县城买上房子；而那些父母年纪超过60岁或有一方丧失劳动能力儿子不能赚钱的家庭，则无法在县、市买房子，这些家庭的年轻男子就很难在当地结婚，只有娶外地媳妇或者打光棍。但外地媳妇又容易跑掉，这些男子很可能重返光棍。因此，下层农民家庭的父母压力最大。

在县、市为儿子买到了房子，并不等于儿子就能在城市立足。父母就此完成了人生任务，但不等于可以“退休”了。农民在县市买的房子空置率高达80%。因为内地县、市多是消费性城市，工业不发达，工作机会较少。年轻人在城里结婚后，还得远赴南方打工，只有到年底才能回来居住。年轻人要在城市立足，光靠他们自己是不行的，还得父母提供支持，比如帮忙带孩子、接送小孩读书、还房贷、还账及提供生活补贴等。如此，中年人在儿子结婚后仍得不到停歇，需要继续奋斗拼命赚钱，在自己能劳动的时候就要劳动，尽最大的力量为儿子减轻进城的负担，以支撑儿子在城市站稳脚跟。所以五六十岁的农民还在当作壮劳力使用，他们压力最大，过得最遭罪。

四   农村社会性竞争的特征

江汉平原农村的社会性竞争具有以下特征。

1   高度竞争态势

一方面，村庄的竞争是在原来的血缘地缘内部展开的，越是兄弟、堂兄弟、家门或邻里等，起点就越一致，相互比较和竞争就越厉害。另一方面，当地多是“半工半耕”家庭，使得参与村庄竞争的各个阶层的经济水平相差不大，下层农民在努力往上攀登，上层农民则要不断刷新标的。这2个方面的原因促使农民间处于高竞争状态。

2   竞争无退出机制

农民生活在村庄里要讲面子，希望获得他人的认可，这是他们活着的意义所在。他们得按照村庄的价值评价标准行为达到标准，否则就得不到他人的认可。所以，村庄的竞争是无退出机制的。只有完全逃离了村庄的人，才能真正退出村庄的竞争。

3   竞争的非阶梯性

非阶梯性是指竞争标的不是根据不同的家庭的条件来设置的，而是统一的标的物。只有达到这个标的，竞争才算成功，否则就是失败。这种非阶梯性的竞争，给下层农民的家庭带来的压力最大。

4   竞争重点在进城

江汉平原农村的价值生产不是促使村庄更具有内聚力和吸引力，而是令村民更迫切、更快速地逃离村庄。这是一种向外的竞争，重点在年轻人进城。

5   人生任务性竞争

主导性的竞争标的(子代进城)与农民的人生任务(建房子、娶媳妇)捆绑在一起，使得该竞争本身就成了农民必须完成的人生任务。

6   压力具有转移性

江汉平原农村的竞争具有压力的阶层转移与代际传递两重机制。前者使得竞争的压力向下层农民转移，后者使得被转移到下层农户的压力，会传递给其家庭的中年人和老年人。

四.   竞争压力的转移：最遭孽的中年人及其自杀

村庄竞争一般性标的物容易达到，不会消耗一个家庭太多的资源。真正给农民带来持续性重压的是“进城”和“陪读”。为年轻人在城里买房，纯粹是父母的责任和负担。陪读要消耗一个完整的家庭劳动力(尤其是年轻媳妇)，从而削弱了年轻人在城里立足的能力。这就需要父母持续不断地将资源输入给子代家庭，或代子代陪读。这样，年轻人进城和在城市立足的压力就转移到了父母身上，成为父母参与村庄竞争的压力——儿子在城市体面地生活是父母的荣耀与面子。45~65岁的农村中年人是家庭负担和压力的主要承担者。

一   为什么年轻人进城的压力会转移至中年人

如果年轻人进城的压力转移不到父母身上，后者在村庄中只要达到一般性的竞争标的，就能得到他人的认可，他们所承担的压力也就不会太大。那么，在江汉平原农村，年轻人进城的压力是怎么转移到父母身上而成为他们要承担的负担的？

1   年轻人进城与中年人的人生任务相关

年轻人进城与父母的人生任务巧妙地挂钩，这是进城压力能代际转移的直接原因。人生任务是一个农民必须完成的事项，是农村社会对农民最基本的规定。只有完成了这些最基本的规定，其人生才算圆满，否则就是残缺的。其中，给儿子成婚是诸项任务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农民获得了圆满的人生，说明他们是有本事、有能耐的，因而可以获得村庄社会的认可，得到他人的尊重。既然给儿子成婚被捆绑在买房进城上，子代进城就与父代责任和外界的评价机制联系起来了，父代就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做。如果儿子进城没有与父代的人生任务挂钩，儿子进城尽管父母脸上也有光，但只能说明儿子有本事，不能说明父母有本事，父母得不到多大的面子，父母也就不会拼了老命支持儿子进城。

2   父代对子代有很强烈的情感寄托

在江汉平原农村，尽管子代常年外出务工，居住在城市，父代在农村居住务农，天各一方，联系较少，情感交流较少，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见面，但父代对子代依然有着强烈的情感寄托，为子代着想、期待子女比自己过得好的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他们知道年轻人在城市生活不容易，希望子代能在城市过得轻松些、活得体面些，就想着要为儿子媳妇减轻点负担。子代进城的压力通过父代的情感寄托转移到父代身上后，子代在城里过得好不好，也就关系他人对父代的评价，成为村庄竞争的对象。如果子代在城里混得好，开着小车回家，父代在村里就会有荣耀感。如果混得不好，甚至还得返回农村生活，那父代脸上就无光彩，说明他们没有本事支持儿子在城里生活下去。所以，压力转移之后，农民就会竭尽全力，相互攀比支持子代在城里的生活。

3   代际关系由反馈式向交换式的转变

反馈式代际关系是费孝通在考察传统农村的代际关系时提出的概念，说的是父代对子代的抚养与子代对父代的赡养的平衡。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江汉平原农村的代际关系开始从反馈式向交换式转变。交换式代际关系逐渐脱去传统代际关系的伦理色彩，讲究的是代际之间的指标性对等，即父代为子代做了多少，子代就为父代做多少，做得多反馈得多，做得少则反馈得少。子代在赡养老人的问题上，首先考虑的不是回馈的义务，而是老人是否为自己的小家庭付出过多少。在这种代际关系模式下，当下四五十岁的父代认为，自己只要现在为子代多付出一点，将来他们肯定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而获得子代的回报。所以，中年人之间比着为儿子媳妇做事，婆婆之间比着对媳妇好。

4   新型代际关系的伦理建构

随着交换式代际关系的稳定，农村出现了新的针对父代的伦理，即父母在能劳动时就应该为子女创造好的条件，为他们减轻负担，并自己养活自己，不要子代抚养。父母不能自己享清福，不顾子代的死活。如果有不为子女着想的父母，就会被人家看不起，认为这样的人是“民族的败类”。年轻人也如此看待其父母，如果人家的父母都拼死拼活地为子女谋福利，自己的父母对自己不闻不问，就会埋怨和数落他们。这样，父母为子女就要无限地付出，并成为父母对子女的强责任。这样，为子代付出必然成为竞争的对象，付出越多越有面子，被看作是“民族英雄”。

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子代进城的压力和负担就会轻易地转移至父代，使中年人感受到子代的压力，并有责任为舒缓子代的压力而“死奔”^①。

① 根据冯小的调查，在陕南农村，年轻人进城生活也不容易，许多生活开支都还需要农村父母的支持。父母一年到头喂的鸡鸭全都被儿子媳妇拿去城里过年。年轻人进城后，城里的房子不能生火炉，虽然安装了空调，但是电费太高，较少使用，一般还是用木炭取暖。因此，在农村的父母冬天在家时要为年轻人烧木炭。烧木炭十分费力气，且程序繁琐：从山上砍柴回家，锯成整齐的小段木头，然后烧尽，再封闭起来，弄成木炭。这些活特别辛苦，晚上需要熬夜。农村父母亲总想着能为儿女多做一点，哪怕自己苦一点，也让儿女轻松一点。为了子代能在城里过上体面的生活，家里能挤出来的，基本上全部转移进城了。

二   整合家庭资源：面向竞争的新“三代”家庭

江汉平原农村家庭的收入结构是“半工半耕”，因此，农民参与村庄竞争的主要手段也是半工半耕。换句话说，当地村庄竞争拼的是家庭的劳动力以及如何合理利用和节省家庭资源。劳动力是家庭参与竞争的最大资源，如何整合这个资源是竞争成败的关键。一般来说，劳动力多且强壮，或者拥有手艺活，又能顾家、肯吃苦耐劳，还能节省家庭资源，同时其他如上学、就医和养老等支出较少的家庭在竞争中就占优势，否则就处于劣势。农村在激烈竞争过程中，形成了结构化的家庭资源整合方式，即新“三代”家庭。

新“三代”家庭是相对于传统“三代”家庭而言的农村新型家庭结构。传统“三代”家庭指的是由父母、一对子代夫妇和未婚孙辈组成的主干家庭。它源于多子分家后，父母跟随一个儿子(幼子)生活，成为该子代家庭中的成员，而与其他子代家庭关系较疏远。或者是父母与已婚独子形成三代家庭。其他儿子在分家后成为由一对夫妇加若干小孩的核心家庭。在传统“三代”家庭中，中年人因为只是一个子代家庭的成员，他们的劳动力只属于该子代家庭，他们有为这个子代家庭贡献劳动力的责任，而与其他子代家庭无关。如果父母与多子都分家，父母家庭和子代家庭都是独立的家庭，中年人的劳动力不属于任何子代家庭，父母没有为子代家庭做贡献的责任。总的来说，在传统“三代”家庭和多子分家的结构中，中年人的生活压力不是很大。

2000年以后，随着70后、80后农民大量外出务工，农村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庭分工模式，同时农村年轻人进城的竞争非常激烈。由于婚后儿子媳妇外出务工，不经常跟父母一起住，仪式上的分家也就没有必要了。在农村普遍形成了“不分家式的分家”，即年轻人结婚后在外地务工或在城里居住，与父母没有形式上的分家，但年轻人与父母在经济上是相互独立的。由于没有形式上的分家，而每个儿子家庭都是独立的会计单位，便形成了父母一方与每个子代家庭构成的新“三代”家庭，子代家庭之间则是独立的核心家庭(见图 1)。

图  1  新“三代”家庭与传统“三代”家庭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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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代”家庭与传统“三代”家庭的区别，在形式上是前者有几个儿子就形成几个“三代”家庭，后者无论多少个儿子，也只有一个“三代”家庭。在传统“三代”家庭中，父母没有义务为分出去的子代家庭使用自己的劳动力。新“三代”家庭中，在形式上，每个子代家庭都没有从父母家庭中分出来，子代家庭还有权利利用父母家庭的资源和劳动力，父母则有义务和责任为每个子代家庭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子代家庭则没有责任和义务为父母的家庭作出贡献。

在传统核心家庭结构中，父母和每个分出去的子代家庭都是独立的，父母没有责任为任何一个子代家庭贡献劳动力，父母一旦完成了儿子成婚的人生任务后，其负担就小了。在传统“三代”家庭中，父母在完成儿子成婚的任务后，也只分担一个子代家庭的负担。而在新“三代”家庭中，父母有责任分担所有子代家庭的负担，且对每个子代家庭要一视同仁，否则就会产生意见和矛盾。这样，每个子代家庭的竞争压力就都可以顺利地转移给中年人，由中年人来承担和化解。可以想像，当前农村中年人承担的压力有多重。生的儿子越多，中年人的负担越重，压力越大。应城的农民形容说：“现在儿子就是活鬼，吃我们，喝我们，一年种地挣个几千块，都花在孙子身上了，还是生女儿好。生儿子是建设银行，生女儿是招商银行”“儿子是阎王，女儿是银行”“谁生儿子谁穷”，还有“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的说法。

所以，新“三代”家庭将中年人捆绑进每个子代家庭，充分调动和配置了家庭的劳动力资源，使得每个子代家庭在面对村庄竞争中，都有额外的两个劳动力可以支配。子代家庭因动员了中年人的劳动力和资源，缓解了他们进城的压力，使其进城更顺利。

三   压力释放之对内自我剥削

农村中年人承受着家庭参与竞争的巨大压力，内心充满着焦虑。要释放焦虑，减轻压力，唯有在竞争中一步步地接近或取得成功。在家庭无其他资源可利用的情况下，中年人只有过度剥削和充分利用自己的劳动力，才能为家庭参与竞争积攒或节省资源。应城湄池村余阿姨的案例很能说明中年人的自我剥削：

余阿姨，50多岁，有一女二儿。女儿已经出嫁。大儿子1989年生，小儿子1991年生，均未婚。大儿子当兵转业回家学厨师。小儿子去年大学毕业，从事销售工作，底薪加上提成月收入接近1万元。余阿姨两口在家种了20多亩地，前些年养猪赚了钱，为大儿子在应城买房花了43万元，装修花10万，借了五六万元，大儿子没出一分钱。大儿子打工多年没存一分钱，他想自己开饭店，还想让父母给本钱。余阿姨家的20多亩地，如果全部雇人插秧的话得花四五千元，余阿姨决定还是自己插，把这个钱省下来。她觉得2个儿子到了结婚的年龄，都还没有成家，压力大，能省点就省点。现在娶个媳妇除了房子之外，彩礼、办酒席等也要花上十万元。访谈时，余阿姨家的田刚好插完，第二天要去给别人插秧挣工钱，工价是200元一天，外加两餐饭。

农村中年人自我剥削的方式主要有以下4种。

1   劳作不止

应城当地农民说中年人最遭孽，要为儿子“死奔”，即拼命地干活干到不能劳动为止。除了下雨和大热天，他们每天都是起早贪黑，“丢了锄头拿钉耙，丢了钉耙拿扬叉”，从没有停止过手中的活儿。首先，当地中等农民和下层农民的中年人除耕种土地外，农闲时还要在当地打零工，以增加货币收入。一对夫妇在农忙后就开始打零工，一年可以挣万把块钱。其次，他们基本上是以劳动力替代机械，以节省家庭的货币开支。耕种在20亩土地以下的中年人，插秧和犁田基本上都是靠夫妻俩的人工劳作，既不请机械，也不雇工，这样一亩地至少可以节省200多块钱。超过了20亩，就要请工插秧和打田，否则会误农时导致粮食减产。再次，农工协调、精耕细作。外出打零工一般傍晚回家，回家后立马下田干活，如施肥、打农药和拔草等，实现精耕细作使农业增产。最后，压缩娱乐休闲时间。中等农民和下层农民只有在下雨天和大热天才打麻将，平时都在劳作。总之，中年人通过过度使用自己的劳动力，以增加收入和节省开支。

2   节衣缩食

虽然农民家里的现代化电气设备一应俱全，但是农民的吃穿却极其简单，尚未给儿子买房成婚的中年人的吃穿尤为不讲究。问及受访者多长时间吃一顿肉。普遍回答：“不太习惯吃肉，一般2个星期上集市上买条鱼，1个月吃顿肉”。虽然酒席上的香烟档次一直在抬高，但平常中年男子抽的香烟只有两三元一包。为了省电费，空调基本上是摆设，有的农民家庭甚至看电视和晚上开灯的时间都很短。农民通过压缩劳动力的卡路里摄入和减少不能彰显面子的必要消费，来达到减轻竞争压力的目的。

3   照顾孙辈

这是对农村中年人劳动力的充分使用乃至剥削。充分使用是指，照看小孩无需壮劳动力，在务工和务农上皆不完全有效的劳动力也可以被利用上，从而节省了子代的青壮劳动力，使他们能从容地外出务工。农村中年人很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要被照顾孙辈占据，无法正常休息和闲暇。剥削是指照看孙辈还要实实在在地消耗中年人的货币支出。一对中年夫妇照看一个就读幼儿园和小学的孙辈，一年的学费、杂费、饮食、零用、医疗、交通等费用，要超过1万元，如果是租房陪读就得更多。这些货币开支都出自中年人，而不是子代家庭。如果中年人有两三个孙辈，一茬一茬地照顾还能承受得起，如果一起丢在家里就要把他们累死。

4   绝症自杀

当地中年人一旦被发现得了不治之症后容易自杀。之所以如此，一是治病花销大，他们花不起，还平添子女的负担。这是从节省家庭开支角度着想，不浪费既有资源。二是怕熬到自己不能自理后，子女不照顾。这是从子女的机会成本角度考虑，认为子女难以放弃自己的工作来专门照顾病人，子女参与城市化更重要。三是得病后自己也受折磨。在村庄高度竞争压力下，得病后自杀的方式可谓利人利己，这是对中年劳动力剥削的极限。

朱某，男，2013年自杀，死时50多岁，老伴早已过世。他有2个儿子，1个女儿。去世的前几年朱某查出得了绝症，那时小儿子还没有结婚，他很着急，满大街地托人为小儿子介绍媳妇。为小儿子找到媳妇的第二年，病情加重，他怕儿子媳妇不喜欢，还不如死了。他死前把家里收拾了一下，喝下药就睡了。儿子媳妇都不知道，第二天才晓得。村里人对此评论：“他这病得的不好，早点死了，还快意些”“他这个人还是有勇气的，有的人怕死，没勇气”“死得早，还贵重些”。

四   压力释放之对外节省与扩大资源

缓解竞争的压力和释放焦虑，还要向外节省与扩大资源，不将资源浪费在他人身上和公共事务上。“气人有，笑人无”“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是农民分化与竞争背景下农村人普遍的社会心理。可以从下面几重关系来看中年人如何对外节省与扩大资源。

1   兄弟关系

随着农民关系的纵横向分化加剧，兄弟家庭由之前合作关系转变为竞争关系。由于兄弟关系是血缘最近、起点最平等的关系，人们也最容易拿兄弟家庭作比较，因而他们之间的竞争较与村庄其他人的竞争要剧烈。那么，兄弟家庭就会在各方面展开竞争，并争夺共有资源和甩掉共同责任。共有资源首先是父母的财产，包括房屋、宅基地、土地和家具及存款、农家肥等。其次是父母的劳动力资源，父母作为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尚能创造一定的财富^①，也能节约家庭劳动力和解放青壮年劳动力。所以，兄弟之间都会在这些共有资源上争得头破血流，谁也不愿意被对方占了便宜。妯娌之间的争夺更公开和激烈，甚至为了争夺老人的屋檐水而吵得天昏地暗。同时，兄弟之间都希望甩开共同的责任，比如养老送终、老亲人情，以减轻自己的负担，而增加对方的负担，这样自己就更容易在兄弟竞争中胜出。兄弟家庭之间在养老上的斤斤计较，将老人推来推去，最终谁也不养老。

① 看家护院、带小孩、放牛、烧火做饭、割草砍柴、打鳝鱼等。

2   邻里关系

邻里关系是指中年人与村庄其他家庭的关系。村庄的伦理和功能共同体需要每个村民和家庭来维护和建筑。当村庄出现分化和竞争之后，农民在村庄公共事业上的出钱出力就成了问题。首先农民都不愿意“出钱”，都希望搭他人的便车、占别人的便宜，而自己节省资源，看着人家吃亏。其次在“出力”过程中，也是不平衡的。农民要出力干公共工程，就得耽搁自己的工夫，耽搁了工夫就是耽搁了挣钱的机会，自己的利益就会受损。当农民分化之后，工夫的机会成本也是不同的，有的农民一天能赚三五百元，有的农民则只能赚一二百元，这样一比较，赚得多的生怕别人占了自己的便宜，就不乐意出工了。这样一来，村庄公共事业也就难以组织起来。

3   姻亲关系

在农村，传统宗亲关系要重于姻亲关系，“远亲不如近邻”说的是邻居关系要超过亲戚关系。然而，自改革开放以后，江汉平原农村的宗亲和邻里关系不断萎缩，姻亲关系不断凸显，目前姻亲关系超越宗亲关系、邻里关系成为农民最重要的关系。追根溯源，与农民参与村庄竞争有关系。对于生活在村庄中的农民而言，他们之间是竞争关系，大家都向内用力，向外节省资源，都不希望自己的资源被其他人家所利用，增加了人家的竞争力，兄弟之间尤其如此。因而村庄内的互助合作与帮扶提携就会减少。那么，除了向内用力，农民还能求助于哪些资源？姻亲是他们最可能求助的对象。姻亲关系在村庄之外，不是农民的竞争对象，它就有可能提供帮助。姻亲也是血缘最近的亲属关系，娘家有义务帮助女儿在夫家立足，女儿则有感情回馈娘家。这样，在一个没有竞争关系的血缘近亲中就实现了资源共享和互助合作。姻亲关系成为农民参与村庄竞争的重要资源，农民也就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强化姻亲关系。

五.   竞争压力的传递：被忽略和挤压的

老年人及其自杀当问及年轻人“你们家庭有哪些成员”时，他们的回答是父母、夫妻和小孩，即新“三代”家庭。在中年人的观念中，他们的家庭成员包括夫妻俩和子代家庭成员。而老年人则认为所有的子嗣都是家庭成员。这是一种不对等的家庭成员观念，即年轻人、中年人眼中没有老年人，但老年人心中却有子孙后代。其结果是，家庭竞争的压力不仅会转移到中年人身上，还会进一步向老年人传递，老年人感受到子代家庭的竞争压力而有为子代减轻负担的焦虑。而承受家庭竞争压力的中年人则很可能在家庭资源分配中忽略和排斥老年人。农村老年人自杀、生病拖死、饿死等非正常死亡，正是子代竞争的压力被传递至老年人后，老年人被子代所忽略和挤压的结果。

一   为什么在农村老年人被忽略与挤压

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农民家庭要参与村庄竞争，并获得成功，除了过度剥削中年人外，还得甩开包袱，轻装上阵，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合理分配和利用家庭资源，不把资源浪费和消耗在非竞争性的事务上。忽略和挤压老年人是家庭合理分配和利用资源的策略。

1   为什么要忽略和挤压老年人

该问题的逻辑是，何以被忽略和挤压的不是孙辈、年轻人或中年人，而偏偏是老年人。在传统中国，孝道具有政治正确性，“二十四孝”的伦理建构就是要人们向上一代负责，使家庭资源的分配更可能向老年人倾斜。当村庄竞争主要是针对年轻人进城的竞争时，“一切为了家庭竞争，一切服务于家庭竞争”就成了最大的政治正确，而阻碍家庭竞争、拖家庭竞争后腿的人和行为，就被认为没有正当性。家庭资源的分配和利用也是以此为准则。

首先，赡养老人不牵涉村庄竞争，子代不会因为对老年人好而获得面子，亦不会因为老年人自杀而抬不起头来。但是赡养老人却要消耗掉家庭有限的资源。因此，为竞争计，家庭资源就不会向老年人倾斜，否则就会造成无端浪费。在访谈中年人时，他们可以没有任何顾忌、绘声绘色地讲述当老年人向他们要粮食时，他们是如何辱骂老人的，并做出打骂老人的动作，及表演老年人被殴打时的痛苦状。在当地孝顺的标准是“没有打骂过老人”。

其次，当老年人不再是务工务农的有效劳动力后无法创造财富，就成了家庭竞争的负担，要消耗家庭资源，从而拖累家庭竞争。其实老年人花在吃喝上的资源并不多，按照当地的标准，600斤稻谷或者每个月200元，便能满足一个老年人一年的生活用度。但是，农民从“寸土寸金”的竞争法则来计算，就不希望在老年人身上花一分钱，还想从老年人身上搜刮点回来。另外，人到老年容易生病，如果家里有个病号拖着，就会无故消耗很大部分资源。在给不给老年人治病的问题上，中年人绝对是理性的，他们一般会盘算，如果治好病后老年人创造的财富大于治病花销，那么他们就会出钱为老年人治病，否则一分钱也不出。很多七八十岁的老年人，生病后只能拖死。

最后，赡养老年人具有机会成本。老年人在不能自理之后，需要中年人给予贴身照顾和伺候，这将占用中年人巨大的机会成本。对于还没有为儿子买房成婚的中年人来说更是如此。他们光靠耕种一二十亩地根本无法承担买房的费用，而是将土地转出后与子女共同外出务工挣钱，或者耕种土地，农闲时间外出务工。如果此时家里有需要照顾的老年人，中年人中至少要有一人留在家里，这就形成了壮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这笔收入一般在1.5万元~2万元。在这种情况下，中年人就会掂量到底是外出务工，还是在家照看老年人。在高度竞争的背景下，他们一般会选择前者。

2   为什么会忽略和挤压老年人

在任何时代，老年人都是无效的劳动力，但在帝国时代的中国农村，在战争或粮食欠收时被忽略和挤压的是妇女和小孩。而当前江汉平原农村被忽略和挤压的是老年人。这种转变的原因有二，一是家庭关系由父子轴心向夫妻轴心转变，二是在交换式代际关系中，老年人属于未付出者。

农村传统家庭关系的主轴是父子轴，夫妻轴为辅轴。父子轴心意味着家庭中以父子一体为中心，以父权为基础，形成男性统治女性、老年人统治下一代的家庭秩序。这种秩序讲究尊卑长幼，老年人掌握着家庭的财产权力，父子关系要重于夫妻关系。在婆媳关系中，年轻媳妇处于受支配的地位。在家庭资源的分配中，老年人和男子优先于年轻妇女和小孩。新中国成立后，封建家长制和父权制受到批判，妇女得到解放，其社会和家庭地位不断提升。1980年代农村分田到户政策使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进一步凸显。同时，爱情在农村婚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夫妻关系愈发亲密，家庭日益核心化。老年人的地位和权力则迅速下降。到1990年代以后，夫妻关系逐渐超越父子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年轻人和妇女成为家庭的主导者，甚至出现了“妇女当家”的普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不创造财富，也不掌握家庭财富的分配权力，那么在家庭资源的分配中自然不会向其倾斜。

在交换型代际关系中，子代在赡养老人时会考量父代是否为自己付出了。在子代看来，创造了财富的父代是体谅自己苦楚、为自己着想的，而没有为自己付出的父代则是不负责任的。当前，七八十岁一代的老年人，一般都有多个子女，他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子女成婚，家庭负担也不小，他们倾向于成婚一个儿子就分家一个，再集中力量为下一个成婚。等所有儿子都成婚以后，老人便单过的居多。这样，他们就不可能为分家出去的儿子再创造财富，甚至连土砖房都没有给，全部由儿子自己去创造，子代家庭也就承担了创立新家庭的大部分压力。许多中年人回忆起刚分家时的窘境仍唏嘘不已，连叹“遭孽”。还有种情况是，子代在许多重大事项上(买房、做生意、娶媳妇等)需要大笔开支，但老年人却没有支持，由此导致子代怀恨在心。那么，在交换式代际关系下，老年人对中年人而言是“没有付出者”，中年人自然不会对老年人有过多的回馈。

3   老年人怎样看待被忽略和挤压

让调查者奇怪的是，一方面老年人被忽略和挤压到自杀和饿死的地步，另一方面当地老年人在谈到自己的境况时，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愤懑情绪。说明老年人是认可当前的养老秩序的。首先，老年人充分理解子代的境况，认为中年人的家庭负担大，有自己的难处^①。在这一点上，老年人对子代还有较为强烈的情感寄托，他们从“为子女着想”的角度来理解自己的处境，而不是埋怨子代不孝顺。受访的老年人，即便子代确实做得太过分(如不给粮食、辱骂、殴打老年人)，他们也不是声泪俱下地控诉，而是尽量为子代开脱。

① 还有几个小孩在读书，或是儿子还没有买房子结婚，或是还要负担儿子在城市的生活，等等。

其次，竞争的压力传递给老年人后，老年人感受到子代的竞争压力，不仅理解子代的难处，而且还觉得应该为子代做点什么，以减轻他们的负担，并尽量不找儿子“要吃，要喝，要钱”。如果自己太老，不能为儿子做点什么，还要儿子媳妇纯付出，就会有愧疚心理，觉得自己太没用了，应该早点死，不死就会拖累子女。儿子对自己越好，这种愧疚心理就越大，越会尽可能地避免给儿子“添麻烦”。所以，他们在能动时就绝不会让儿子儿媳来照顾自己，能够“自食其力”时就不会向儿子伸手。有的老人甚至在生病时也不让儿子知道，更不让他们带去看病、住院和支付医药费，而是自己到小诊所简单处理后拖着忍着。有的老人生了重病也不找儿子要钱看病，自己有钱的话自己出钱看病，没钱就拖死。有的老人还要帮助子代照看孙子和看家，甚至把自己为数不多的靠省吃俭用才积累下来的钱拿给儿子。如果老人没有那么高的“自觉性”，能动时却不做活，不去自己养活自己，专靠儿女给钱过活，甚至还喜欢抽烟、喝酒、打牌和说媳妇坏话，那么，他们就会被村里人批评为懒散、专给儿子添麻烦，其行为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最后，老年人接受了“没有抠(付出)，哪有痒(养)”的道理，认为自己在能劳动的时候没为子代作出贡献，子代不养老也是有道理的。这是自己的过错，不能怪在儿子媳妇身上。

有了上述思想后，老年人就不会认为自己的处境是不应该的，更不会为此而抗争^①，而是自觉承受子代传递过来的竞争压力。

① 虽然有相当部分的老人被子女忽视和拒绝赡养，但极少有老人为此向村干部及镇相关部门反映，要求他们予以解决。镇司法所受理的养老纠纷事件极少，近几年来镇派出所也没有受理过一起养老纠纷案件。将子女告上法庭的更是凤毛麟角。陈河镇司法所近年只有一例赡养纠纷案：该镇张常村(音)某老人，70岁，曾到司法所反映子女不养老的问题。老人有两儿两女，都拒绝给老人生活费。老人曾去法院要求起诉，法院没有受理，让老人先去找司法所进行调解。老人找到司法所反映情况，说明自己是因为丧失了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无奈才向子女索要赡养费的，但子女相互推诿，这个不给，那个也不愿意给。司法所所长找来了村支部书记去作调解，先做了老人女儿的工作，其女儿最后同意给100元的生活费。然后又找其儿子们，对他们说：“姑娘都给了你不给？”并晓以利害，说明不赡养老人的法律后果，最终儿子也答应给赡养费。据所长说，这类子女平时就是不讲道理的人，“只管自己吃饱，不管老人”，都是“不要名声”的人。

二   哪些农民家庭的老年人容易被忽略和挤压

老年人本身不是独立的个体，他们依附于子代家庭而处在不同的阶层位置中。处在不同阶层的老年人的处境有较大差异，越是身处上层家庭的老年人其生活状况越好，越是下层家庭的老年人承受的压力越重，生活状况越差。从对江汉平原数个村庄的老年人自杀案例的统计看，也有明显的阶层差异。富裕家庭的老年人自杀只是个例，占2%左右。中上农民的老年人自杀占12%左右，中等农民与下层农民的老年人自杀最多，共占86%。说明农村老年人自杀主要集中在中等农民和下层农民。

调查发现，不同阶层的老年人都有为子代着想、为子代减轻负担和在能动的时候尽量不指望子女的心态。所以，在老年人能劳动、能自理的时候，各个阶层的老年人生活状况都差不多。只有当老年人不能自理或是生病之后，不同阶层的老年人的地位和待遇差异才显现出来。这时，富裕农民会雇请保姆照看老年人，每天负责老年人的两顿饭和早晚起居。或者将老年人接到所在城市由专门的人照料。这样的老年人受到其他阶层老年人的羡慕。但他们本身还是觉得给儿子添了很大的麻烦，希望自己早点死，甚至也想着一旦自己动弹不了就喝药或吊颈自杀。当年轻人劝慰老年人少干些活免得日后留病根，他们挂嘴边的是“得了重病就喝点农药得了，以免祸害孩子”^②。

② 2009年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景军教授主持的一次讨论中国自杀现象的会议上，笔者碰到了来自京山县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位副教授，他讲他母亲就有“以后动不了了就喝药”等自杀的念头，且跟子女表达过。

中上农民农户资源有限，要参与激烈的社会性竞争，不可能像富裕农民那样照顾老年人。但他们尚有一定的余力接济老年人，平时还能按时给予老年人粮食或生活费，他们不需要剥削老年人的劳动果实，因而这些家庭老年人尚能有些许存款。当老年人不能自理或生病之后，只有少数中上农户会请保姆照料，多数是由老年人的老伴照顾或儿子媳妇照顾，或请家族、邻居帮忙照看。当老年人病入膏肓或老得要死的时候，中上农户会把老年人接到城里照顾。有些中上农民的老年人在老伴死后，为了晚年生活有伴侣、不孤独，尤其是在自己动不了的时候有人照顾(不拖累子女，或怕子女不照顾)，会在六七十岁的时候娶个老伴回家。他们的子女也乐意如此。找老伴是老年人丧偶后的自我保护机制，前提是自己有积蓄，子女也有钱。

张大头是典型的中上层老年人。夫妇俩皆70多岁了，还有一定的劳动能力，但他们在20年前就不种地了，完全靠儿子养着。大儿子和大儿媳都在镇政府上班，小儿子则在武汉卖菜，每年两个儿子都会给老人钱。两个老人在镇上住在大儿子家里，不做任何活计，每天都闲着并不着急挣钱养活自己，还喜欢抽烟和打牌。老伴抽烟很厉害，一天要四五包，只要身上有钱就会去打牌。在村民眼中，这老俩口是“懒散”的，在自己能动时就向儿子要钱要吃。

中等农民和下层农民在村庄竞争中的压力最大，他们的家庭资源最有限，无法用到老年人身上。当竞争压力传递到老年人身上后，在老年人能劳动的时候，无论多大年纪，不仅要自食其力，还要为子代参与竞争贡献微薄之力。而中年人在这个时候则难以顾及老年人，一年到头都不去看望一下老年人。待到老年人生病，子代是很难拿出钱来给老年人治病的，所以老年人也不告诉儿子，也不做检查，随便拿点便宜的药回家慢慢拖着，小病可能会慢慢好，大病就会把自己给拖死了。

胡姓老人得了重病，没有通知在外打工的儿子，而是叫了一辆麻木把自己拉到卫生室。村医经检查后发现老人的病情很重，必须到市医院做正规检查。但老人不肯，执意在卫生室买点药、打点针就回家了，始终没有找他的儿子。因为儿子经济条件不好。老人回家后，病情日益加重，渐渐不支，没多久就去世了。村医认为是老人得病后熬不过喝药自杀的。老人死后儿子才回村安葬了老人。

三   农村老年人在哪些方面被忽略和挤压

对于老年人有2种忽略和挤压，一种是有意型的，是主观上从节省家庭资源的角度考虑，在老年人的“衣食住行医”上尽量缩减开支。另一种是无意型的，是因为中年人压力大、自顾不暇，没有心思和精力去关注老年人。受访的中年人在谈到老年人时，不仅不觉得老年人生活状况差，反而还很羡慕老年人，认为“现在老年人享福、过得舒服，他们有吃有喝，不用干活‘死奔’，还有国家补贴(新农保)”。基于这种认知，中年人自然不会再拨出家庭资源给老年人额外“享福”。从调研看，对老年人的忽略与挤压主要表现为缺乏物质保障、缺乏生活资料、缺乏精神慰藉和缺少医疗保障^①。

① 某老人，70多岁，还种了18亩地，有3个儿子，都已经结婚，大儿子在做菜生意，二儿子在汉正街做扣子，老三在广州打工。老人说，没有儿子会养老人，只有自己存点钱养老。老伴腰椎间盘突出，动手术要花3万多元，便和儿子商量，儿子们说：“你这些年种了这些田，还没得钱？我没有钱，等你们动不得了，再找我们。”儿子不愿出钱，就只能保守治疗，没有动手术。老人这样评价自己：“动得就动，爬得就要爬，像狗子一样爬。病了动不得了，连狗子都不如”。

四   农村老年人自杀：被忽略和挤压的后果

子代对父代的赡养包括物质和精神2个方面，老年人在这2个方面受到子代的忽视和挤压，容易造成老年人的自杀。得病拖死和饿死可以看作是老年人自杀的特殊情形。根据老年人自杀的主观动机，可以将自杀划分为绝望型、利己型和利他型3种。子代对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挤压都可以导致老年人产生这3种自杀动机，这样可以把老年人自杀动机细分为物质绝望型、物质利己型、物质利他型、精神绝望型、精神利己型和精神利他型等6种情况(见表 1)。当然，这些都属于理想类型，某个自杀案例可能会是物质和精神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老年人在自杀前有多重主观动机。

表  1  子代赡养行为与农村老年人自杀类型

子代赡养行为	老年人自杀动机
	绝望型	利己型	利他型
物质赡养	物质绝望型	物质利己型	物质利他型
精神赡养	精神绝望型	精神利己型	精神利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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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质绝望型

这类自杀有2种情况，其一是子代在对老年人赡养的资源分配上几近为零，老年人遭遇绝对贫困。在下述情形下，老年人容易产生自杀念头，一是口粮得不到及时供给，又不敢向子代要，或者要了子代不给；二是在不能自理时得不到子代的照顾，甚至遭遇子代明确嫌弃；三是在生病后子代表示不予医治。这样，老年人会产生被子代抛弃之感，觉得苟延残喘、低声下气地活着没有意义和尊严，其生活失去了支撑下去的理由，还不如死了算了。其二是老年人在中年时期或能劳动的时候，为子代“死奔”，拼命地干活，不辞辛劳，不计回报，事事为子代着想，即便没有为子代创造多少财富，也是没有功劳有苦劳的。这样的老年人一般对子代有着较强的回馈期待，至少期待自己的付出能换来子代“对自己好点儿”。但是子代却没有领情，在其没有劳动能力或不能自理之后就厌恶他们，现实与期待之间的巨大反差使老年人对生活产生绝望情绪，进而导致老年人自杀。

李老太，快90岁了，因为腰部有病，背驼得厉害，难以自理。有一儿一女，女儿出嫁在外村，儿子在家种地，老人和儿子住一个屋。女儿偶尔过来看一下，给老人一些钱，但老人行动不便，有钱也买不到吃的，又不能做饭。平时儿子一家人吃饭不叫老人吃，也不会给她送去，老人只能做一顿饭吃上10天。到2013年农忙的时候，老人完全不能动了，偶尔邻居会给口饭吃。儿子媳妇没来正眼瞧过一次，便喝农药自杀了。

曾老人，男，自杀时76岁。老伴已去世多年，老人单过。有3个儿子，都不管他，“你指望我，我指望你负担，都不管”。之前身体没大毛病时，还能种几亩地勉强维持生计。2012年开春过后，就感觉身体不舒服，本希望熬过去，但有一次在地里干活时晕倒。后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要住院治疗，他的几个儿子媳妇闪烁其词，都怕出医药费，逼着他回家。他从医院回家后当天晚上就喝药死了。

常某某，男，自杀时65岁，老伴在3年前喝药身亡。老伴去世后，他依然帮2个儿子干农活，做家务，照顾他们的孩子上学，每年打零工的钱都花在了孙辈身上。2个儿子都不管老人的生活。小儿子尤为不孝顺，对老人苛刻，又打又骂，有次打断老人两根肋骨，住院的钱还是老人自己借的。老人自杀前常对邻居抱怨，觉得一辈子都贡献给了2个儿子，却得不到很好的回报，很不甘心。不久就喝药了。

2   物质利己型

老年人在得不到子代的物质供给、生活照料和生病医治的情况下，由于饥饿、不便和病痛等使其生活难以为继、痛苦难耐，尤其是生病得不到照料和医治时，生活就成了纯粹的苦海深渊。老年人为了早点脱离这种生活、结束痛苦而自杀，就属于物质利己型自杀。受访老年人说，“如果老人被照顾得好，谁想死？照顾得不好，才觉得生活是苦海，是深渊，才要脱离呢”。“即便得病了，如果有人照顾，哪个还不想多活几天啊”。也就是说，老年人对生活的“苦海”感受是源于子代在家庭资源分配上的倾向，源于老年人被忽略和挤压的家庭环境。有不少老年人在得病之后自杀，即便是小疾病，也不由分说地自杀。是因为，老年人觉得自己得病之后得不到子代的照料和医治，小病会拖成大病，就越会遭子代嫌弃，生活就越不方便，遭受的痛苦和折磨就越大，对自己也就越不利。在生小病的时候自杀，可以不受更大的痛苦。如果被查出是不治之症，自杀的概率更大。“老年未亡人”即老伴去世的老人更可能这样自杀。因为即便生活不能自理，生病子代不照顾，有老伴的话还有人照顾，无需腾出子代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老人，子代的厌恶也就会少些。而一旦老伴过世，老年未亡人又不能照顾自己的衣食起居时，其生活状况就会变得糟糕些，自杀脱苦的心态会更重。

王老头，自杀时将近75岁，老伴去世，自己种几亩地单过，3个儿子都不管。2011年的时候查出得了癌症，化疗的话至少可以再活三五年。跟3个儿子商量，儿子都说得这个病医是死、不医也是死，就不医了。每个儿子只给了100块钱，够买些止痛药，没有住院治疗。老头怕病情严重后自己不能自理，平时儿子都不管，病了就更不会来照顾自己，更遭罪。不久便喝药自杀了。

漆某某，女，60多岁。有一儿一女，女儿出嫁，儿子四十多岁，有一个小孩在上高中。老伴年轻时就吊儿郎当，不顾家不成器，喜欢酗酒赌博，家里没有积蓄。2013年漆某某突然感觉胸口疼痛，持续了几天，她以为得了不治之症，自己家没钱治，儿子媳妇也不会拿钱医治，怕病痛越拖越重，更没人管她。便从二楼跳下来，幸好被人及时发现送往医院，住了一个月的院，花了上万块钱。其实，医生说她胸口疼痛只是身体过于劳累。

3   物质利他型

该类自杀指的是老年人认为其自杀可以减轻子代在物质层面的负担，有利于子代集中资源参与村庄竞争。老年人在自己能劳动的时候，从体贴子代考虑，尽量自己劳作养活自己，有病自己出钱医治，不向子代要吃要喝要钱，有的老年人甚至还想着给子代补贴点家用。当自己不能劳动时，则尽量自己照顾自己，不要子代弄吃弄喝。生病了有钱则医治，没钱就自己拖着，不让子代出钱。当老年人动不了的时候，就需要完全由子代照顾，纯粹成了子代的负担——不仅不创造财富，还要“浪费”子代的粮食、金钱、时间、精力等。如果此时，子代的经济条件不甚好、负担重，过得也不容易，那么老年人就会有愧疚和负罪心理，觉得自己是子代的累赘，为其“减负”的心理就会越来越重。而此时老年人为子代减负能做的就只有自杀了，末了就是得病拖死，或者把自己饿死。如果老年人此时还得了病，就要消耗子代更多资源，或者此时子代对老年人关怀备至，老年人的负疚心理就更重，其自杀的可能性就更大。老年未亡人的物质利他型自杀率比其他类型更高。

佘婆婆，自杀时78岁，老伴80岁，有2个儿子，每个儿子有2个儿女。两个老人单过，种几亩水田，能够自食其力，不让儿子负担，每年卖棉花的钱还能接济2个儿子。2011年的时候，老太太被查出患了癌症，一年的治疗费上万元。2个儿子比较开通，都给钱治疗。但是他们的小孩都在读书，家庭负担大。老太太不忍心给儿子添麻烦，就偷偷地买农药喝了，连她老头都不知道。老太太死后3年，老头干不动农活了，觉得自己成了儿子们的累赘，便在春耕之前也喝药死了。

江老人，70多岁，2014年时查出得了肝腹水。他自己有几万块钱的积蓄，3个儿子也愿意给他治病。但是他怕拖累儿子，数次说自己了结算了。为此，他的儿子还特意藏起了家里能自杀的东西。最后老人撞墙自杀了。

4   精神绝望型

这是由于子代在老年人的赡养过程中，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做得不到位而导致老年人因绝望而自杀。这类自杀有2种情况，一是老年人身上传统价值观与年轻人新的价值观发生冲突而自杀。这些老年人接受了农村传统的长幼有序、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他们对儿子有着强烈的价值寄托，甚至将其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都寄寓于子代的传宗接代与尊老赡养上，要求子代在礼仪礼节上尊重自己。到他们老年的时候，其传统价值观念就会同子代的新型价值观念发生激烈碰撞，老年人会败落得一塌糊涂，使其赖以活着的价值观失落乃至崩溃，由此带来老年人的精神绝望而自杀。一种情况是老年人期待子代对其尊敬有加，但是子代却可能辱骂、殴打父母；老年人期待在节庆时能收到子代奉上的礼物，但是子代却没有这么做，等等。在这些情况下，老年人的精神会受到极大的刺激，觉得白养了儿子，因其价值体系分崩离析而走向自杀。另一种情况是老年人在能劳动时，为子代付出很多，但在不能劳动时得到的是子代的白眼、打骂、驱逐或遗弃等，从而使老年人精神崩溃而自杀。精神绝望型自杀一般较为激烈决绝，不像其他自杀那么平静。

陈某，女，自杀时75岁。有2个儿子，两口子分别跟2个儿子过，她跟着大儿子。由于陈某有病，没有劳动能力，还要花钱治病，大儿子便对她不好。2004年，有一次因为家庭小事，大儿媳妇动粗口骂了婆婆，陈某一气之下出走，2个月未归，家人还以为是出去打工了。后来有人在山上发现了她的尸体，尸体已经腐烂，旁边扔着一个药瓶。

5   精神利己型

由于子代精神照顾上的缺位，老年人受不了精神和心理上的折磨而产生对自己有利的自杀行为。主要有3种情况：其一是因孤独自杀。江汉平原农村的老年人一般跟子代分开过，在老年人无病痛的时候，两代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来往，中年人很少去看望老年人，老年人也不随意去中年人家里串门，有的老年人甚至一年到头见不到在村里的儿子媳妇。如果子代孙辈外出务工，就只有春节返乡才能看望一下老年人。另外，农村里的公共场所较少，私人麻将室又排斥老年人，老年人除了上地里干活，平常就在屋檐下干坐着。如果老伴过世了，就更加寂寞无聊，连个说话打发时间的人都没有。这样老年人就觉得生活没意思，很容易产生自杀的冲动。其二是因丧失尊严自杀。有的老年人跟儿子生活在一起，或者当不能自理之后，搬到儿子家住。老年人常因不会做事、不会说话、不爱干净、还流鼻涕等，而遭受子代嫌弃和歧视，子代经常对老人说些不好听的话，老年人的心理会受到刺激，觉得在儿孙眼皮底下讨生活没有尊严，没有脸面，但又没有别的选择。受不了打击和折磨的老年人就可能选择自杀。其三是因生活无望自杀。许多老年人看到其他老年人为子代“死奔”了一辈子，最终还是不能善终，就产生了对人生无望的念头。还有的老年人觉得自己劳了累一辈子，到老了还要为子代死奔，每天重复着劳累的生活，感叹生活没有尽头，因此自杀。

郝老太太，自杀时70多岁。老太太有一个儿子，儿子没外出务工时一直跟儿子住在一起，她腿有残疾，生活难以自理。后来，随着孙辈长大，要结婚了，婚房、彩礼等压力就集中到儿子身上，儿子媳妇便跟自己的几个孩子一起外出务工了。2008年年后，儿子一家又准备动身外出，老太太不愿意，说“你们要走的话，我先走”。儿子一家以为老太太说气话，就走了。不久老太太果然喝药自杀了，数天后因尸体发臭才被人发现。

6   精神利他型

这是一种主观上不给子代添精神负担的自杀行为。有3种情况：一是子代外出为孙辈死奔，无牵无挂才能安心务工，赚更多的钱。当老年人太老、不能自理或生病，就得年轻人回家看望或照顾，返乡次数越多、时间越长，机会成本就越大。老年人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形，不想让子代过于操心自己的事情。于是，老年人在生病后不告知子代，或者子代问及病情时，就谎称已治好。总之关于自己的一切都称安好，无需担心。不少老人为了让子代彻底安心在外务工，就选择自杀。二是江汉平原农村有“老人年岁太大对儿孙不好”的观念，于是有的老年人在自己上了年纪后，尤其此时子女身体又有疾病时，就可能选择自杀。三是老年人会为自杀选择适当的时间与地点，以避免自杀的责任由子代来付，为子代减轻精神压力。尽管江汉平原农村对老年人自杀持乐观态度，但毕竟不是好事，对子代有些负面影响。因此，为子女考虑的老年人在自杀之前，会选择没有跟子代闹矛盾或子代已外出的时间点自杀，以使自杀脱离与子代的干系。在地点上，有的老年人会选择树林、河沟等荒野之地，或者在自己的老屋，而不是子代的住址，以使对子代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郑婆婆，自杀时83岁，老伴去世上十年，还种了菜园和棉花。有2个儿子，大儿子60岁，有2个儿子，一个结婚有小孩，一个还在读大学，家庭负担重。大儿子夫妇在广州边打工边照顾孙辈读书。小儿子五十多岁，夫妻俩跟着儿子媳妇也在广东打工。2个儿子对老人还算孝顺，每个月都会打电话回来问情况，让老人不要再下地干活了，得病了要去医治。年底还会给老人一些钱。但是老人为了不让儿们担心和挂念，几次病得不轻都没有告诉儿子。2013年有次得了重病，不能自理，她怕拖太长时间，要人照顾，会拖累儿子们在外挣钱，就说自己不行了让儿子回家。儿子们回家后第3天，老人就喝农药自杀了。

六.   结论与讨论

现代国家权力、市场经济、法制观念、消费理念及相关价值观等所谓现代性进入农村后，与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等现象发生碰撞，催生了一系列政治社会后果。其中，社会层面的后果是农村传统血缘地缘关系被肢解，农民出现分化，进而带来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性竞争。竞争反过来又促使农民进一步分化，并使竞争态势呈高度状态。高竞争态势给农民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焦虑，农民只有达到了村庄设定的竞争标准，才算得上成功，才会得到他人的认可，获得尊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各个家庭就得合理配置和利用家庭资源和劳动力。不同家庭的劳动力和资源禀赋有差异，在应对竞争时所调动的资源也就不同。中上层农民的资源禀赋较为充裕，他们更能从容地应对村庄竞争，他们承受的竞争所带来的压力相对较少。而处在中等及偏下的农民则因资源禀赋较弱，要达到村庄标准的难度就大，所承受的压力就也大。这说明，村庄竞争的压力因资源分配的阶层差异而有向下层积聚的效应。

村庄主要的竞争标的往往与农民为子代成婚的人生任务捆绑在一起，而农民对子代又有较强的代际责任和情感寄托。那么，在中等及偏下农民家庭内部，竞争的压力就很容易转移并集中到中年一代人身上，这些中年农民通过过度剥削乃至压榨自己的劳动力参与村庄竞争，以完成人生任务及减轻子代进城的负担。他们成为村庄中压力最大、焦虑最深和最忙碌的一群人。

高竞争态势使得村庄成为“竞争社会”^[15]，竞争在村庄中成了最大的政治正确，一切为了竞争，一切服务于竞争。对于中等及偏下家庭来说更是如此，家庭中的一切资源和劳动力被纳入到竞争中去了，凡是资源没有配置到竞争中，或劳动力被浪费在竞争之外，或得不到村庄的认可，那么，资源的分配就会以参与竞争为法则，那些不创造价值，无故消耗家庭竞争资源的老年人就分配不到家庭资源，也就是更容易被家庭所忽略、排斥和挤压。同时，老年人对子代也有较强的代际责任和情感寄托，他们能够感受到子代传递过来的竞争压力，于是更可能为子代着想，体谅中年一代的负担和压力，理解自己被忽略和挤压的状态。在子代的忽略和挤压与老年人为子代着想的双重作用下，老年人就容易走向自杀。在竞争法则下，村庄对于老年人自杀的负面评价并不大，反而得到推崇，认为这是老年人的勇气和觉悟，它减轻了子代的负担，使子代在竞争中能够轻装上阵。这种认知又助推了老年人自杀。

可以说，老年人自杀是现代性进村之后，与传统代际关系、养老模式发生碰撞所产生的意外后果。现代性进村之后，农民快速分化，村庄人际关系由互助合作的“自己人”关系转变为竞争关系，家庭劳动力的配置和资源分配都指向了竞争。那么，若父代的代际关系理念亦随之变化，即削弱对子代的代际责任和情感寄托，那么年轻人结婚、进城的压力就难以转移、传递至父代、祖代。此时，老年人恰恰还秉持传统的代际关系理念，而养老模式又还是以子代养老为主，这样老年人就依然处在家庭参与竞争中的一环，子代参与竞争的压力就必然会传递到他们身上，并当其丧失劳动力、不能自理、生病等缘故就会被子代所忽略和挤压。要改善农村老年人状况，减少他们自杀发生的概率，就要将他们从子代竞争链条中抽离出来，不是杜绝他们感受子代竞争的压力，而是不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子代的负担和累赘。变家庭养老为社会养老是比较好的措施。就像笔者调查到的，国家每个月发六七十元的新农保，农村老年人就觉得有希望，就想多活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