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中华优秀文化的主要内容归结为三个方面：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并对如何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做出了战略部署、具体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结合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的现实情况看，我们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要注意中华优秀文化中的古代和近现代两个传统。我们应准确认识、正确处理这两个传统的关系，否则可能影响到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发展的顺利进行，甚者可能犯历史错误。

一.   古代传统和近现代传统

用今天的眼光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由此，我们应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华的真理性内容，自始至终构成了优秀文化传统的主线，这应是大家的共识。

然而，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既有古代的优秀文化传统，也有近现代的优秀文化传统。这两个传统分别代表中华文明在古代、近现代两个不同历史阶段取得的历史成就；这两个传统皆为中华祖先留给炎黄子孙的珍贵历史遗产、华夏文明宝藏，我们都应倍加珍惜和爱护。这些优秀传统蕴藏着中华文化长期延续的道统，孕育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根脉。在中华文明史上，两个传统一脉相承、一以贯之、有机统一，构成中华优秀文化整体，浓墨重彩描绘了中华文明的历史主线和主要内容。因而，我们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理应注意研究这两个传统及其历史联系。

中国历史延绵5 000年，一方面创立了辉煌的历史和文化，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另一方面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丰硕。这些厚重的人文学术研究成果，不仅可以为我们全面地提供宏阔的中华文明史视野，而且还可以为我们准确地认识中华优秀文化的两个传统及其历史联系提供有力的学术理论支撑。关于近现代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我们在过去革命时期，谈革命传统较多。其实，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我们在近代发展行程中，也同时进行着近代化建设，如近代洋务运动等，并且积累了一些近代化建设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经过近40年的改革实践愈加丰富。关于古代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各方人士也不断总结出经验和教训。这些都是我们讨论两个传统及其关系的基础。

中华古代文化从5 000年前的黄帝时代开始，历夏、商、周，经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到清朝，以中华民族、汉语言文字、农业立国、国家大一统、中道思维、丰富历史典籍等为代表，历史悠久、灿烂辉煌、亘古延绵，始终没有中断自然发展进程。至清朝时，中华文化已经雄踞远东大陆，疆域辽阔、农业发达、人口众多，构成了人类文明中独特而耀眼的文化实体。中国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共居、各民族交流交融，就如一个大家庭；各民族相互扶持、甘苦与共，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汉语言文字、文学、史学、哲学、宗教、艺术、科技、道德、礼仪、法律等自成系统；礼仪之邦、文质彬彬，形成了中华文化共同体；多民族统一国家不断形成和巩固，小生产条件下大国治理经验日益丰富，由此形成了持续绵延的、稳固的国家共同体——中国。

古代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研究成果丰硕，早已经获得举世公认。同时，我们在近现代也形成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经过学习外来文化、传承发展古代文化的辩难、实践，近现代的中华民族从落后挨打困境中一步步走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找到了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后，国际影响力日益大增。到21世纪初，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目前，我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拥有世界领先的高铁、智能手机、互联网，建立起现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体系等。

可见，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在近现代也诞生了十分丰富的内容，形成了中华优秀文化的近现代新传统，展现出中华民族在亡国灭种困局中的顽强生命力，彰显出中华民族在艰苦条件下的伟大创造力。我国近现代从1864年的鸦片战争算起，迄今不过百来年。在中华文明5 000多年历史上，虽时间短暂，便如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但却使中国社会历史发生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式的剧烈改变，并进入了社会生产生活现代化、全球化的新时代。我们站在21世纪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近现代历史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在生产方式上，个体农业小生产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社会化大生产飞速发展；在制度上，不断革命、改革，以适应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文化方面，会通中西，贯通古今，实事求是，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并昂首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欧美的人类文明新路。新中国在生产落后、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和世界大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在外来文化中国化、传统文化现代化进行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事业上，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在近现代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旗帜高高飘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前进，前进，前进，进！”准确反映了近现代国人的共同心声。我们先是通过不断革命，反帝反封建，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让中华民族站起来；随之，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逐步消除贫困，使中华民族富起来；现在，我们还要进一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中华民族强起来，发达起来，文明起来。我们经过百多年的艰辛探索、艰苦奋斗，历经艰难曲折，最终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如今逐步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华民族正阔步迈进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的康庄大道上。中国之所以能发生如此伟大的历史跨越，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各民族人民忘我奉献，为人民服务，始终成为中国近代化、中国现代化的主旋律。习近平总书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伟大号召，则是中华民族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突出标识。

从历史学角度看，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一直没有中断发展进程，潜藏着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值得进一步研究发掘，而且中华优秀文化的两个传统应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我们今天将其中蕴藏的有世界普遍意义的思想内容总结提炼出来，凝练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理论，不仅可以充实和丰富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相信还可以嘉惠全世界，积极推动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

20世纪以来，国内许多有识之士为破除物质生产和思想意识上的欧洲中心论做了不少工作，但成效甚微。目前，大家愈加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要大力进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要不断提高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而提供更加丰富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提供更上档次的名牌精品，为破除“欧洲中心论”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必须运用科学的史学方法，总结提炼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规律，丰富人类文明史理论宝库，在实践上传承发展古代和近现代优秀文化传统，用现代化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创造性历史成就，展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具体丰富内容和世界价值，才可能在理论上、学术上，配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上的创造性成就，为破除“欧洲中心论”提供有说服力的论据。这应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我国以历史学、哲学为代表的人文学术的重要历史任务，是新时期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研究的光荣学术使命。

二.   两个传统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有机整体

我们之所以有必要讲两个传统，是因为现实中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将两个传统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撕裂了作为有机整体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斩断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前后血脉相连、一以贯之的历史联系。笔者认为，其中存在着比较复杂的历史原因。

一是因为现实中有人重视古代而忽略近现代。比如，不少人讲国学，认为国学的内容只是古代的儒释道、经史子集、琴棋书画等，由此忽视近现代国人学习西方、化西学为国学的成就，对国学在近现代的新发展、新成就[1]视而不见，闭目塞听。其实，如果没有近现代国学成就的支持，没有民主、科学做标准，我们就不能准确认识古代、不能清楚辨别古代传统中的精华和糟粕，自然会出现一些无根之谈、发生许多无谓之争。如近代的顽固派，近来学界关于“政治儒学”的论争。清朝洋务运动时期，西学引入相较现代还比较稀少，中国近代化还没有成为大家认同的历史趋势，封建势力顽固派抵制西学，尚情有可原。现在，我们已经轰轰烈烈进行现代化建设，并推动中国发生亘古未有的历史巨变后，仍有不少人依然排击西学，无视甚至否定我国近现代取得的历史成绩，就十分令人费解了。

我国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兴起国学热后，一些人阅读国学经典，只是依据自己独自的社会人生经验进行感悟、直观，其准确性难免有些可疑。中国在近现代传统的历史演变中，近现代工商实业是基础，民主共和国体是保障，化西学为国学是重点。如清未民国初年，严复等对西学的介绍引进，胡适、冯友兰分别对归纳、演绎的引进和运用，王国维、郭沫若、侯外庐等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等，以及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众多系列古代中华优秀文化的经典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等，均起到传播西学、介绍西方文化的宣传推动作用。离开这些，我们读古书就很难读懂，理解西学也只能局限于“格义”的初级阶段。

一个当代中国人，如果只知古代的优秀内容，而不及近现代社会转型的艰难，不知近现代国人对古代优秀内容的传承发展，就很可能流于盲目自负。如果我们不借助近现代，则不能真正认识古代、建设当代。况且，这样认识评价古代，对古代文明及文化难免教条、迷信，走不出古代“牢笼”，由此导致国人缺乏近现代历史眼光，没有全球化、“世界历史”[2]视野。因而，在此思想指导下，我们就会固步自封，闭门造车，不可能迈开步伐前进，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人性修养上，如果我们不知近现代，就难以真正传承、养成古人“平天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3](《滕文公下》)的博大胸襟，就不能辨别古代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因此，中国现代化的两翼，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就不能真正振翅高飞。如果长此以往，结果恐怕就不是文化自信，而是文化自负，甚者可能盲目排外。

另有极少数国人只看见我国古代文化的糟粕，而看不见古代文化的精华。他们一叶障目，总是片面地只用一只眼睛看事物，看中国的历史，总是死死闭着那只积极的眼睛，单用那消极的眯眯眼斜视、旁观；并将现实中所有弊端都归罪于传统文化，然后肆意批判、全盘否定，恨不得将传统文化“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为典型的文革大批判心态遗风。然而，他们看西方文化时，却将特殊的眼眸分布倒过来，闭着那只消极眼，只睁开积极眼；见得西洋文化，处处炫酷洋气，满眼小星星；而不及其历史条件和消极因素，流于民族文化自卑，甚者陷入民族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

二是因为我们生活的现实社会中，还有人只讲近现代而不及古代。我国许多单位、组织诞生于近现代。从古到今几千年，一直延续下来的屈指可数，大多为近现代诞生的组织、单位。他们讲自己单位、自己组织的历史，从近代开始，最远也只追溯到近代的晚清时期。比如，北京大学追溯自己的校史，源头为晚清的京师大学堂——1898年创立，为中国近现代校史较长的高校，称自己是近现代大学。

只知我国近现代而不知古代的人，不免自卑。我们近现代历史时间短，发展不充分。比如，我们创办近现代大学，不如西方发达国家。早在1088年，意大利就出现了博洛尼亚大学。虽然当时仅有法律和医学两个专业，且师生自愿组织。1988年，欧洲430所大学校长签署《欧洲大学宪章》，博洛尼亚大学获誉欧洲所有大学的母校。我国百来年的高校校史和欧洲近千年的高校历史相比，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推而广之，西方近代史无论是从文艺复兴的14—16世纪发端，还是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抑或就从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1769年的瓦特发明蒸汽机算起，都已有数百年历史。这段历史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明朝(1368—1644年)和清朝(1636—1912年)时期。明清时期，我国还停留在古代，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才迈入近代。我们短短的百来年的近现代历程是无法和欧美几百年的近现代相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有的近现代建立的大学与欧美近现代大学尚存在差距，就不免产生自卑情绪，没有文化自信，缺乏高等教育自信。

在自卑心境下，我们难免会觉得中国物质文明不如人，精神文明也不如人，甚至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外国的空气也比中国的甜。甚而，这便不能准确理解中国人可歌可泣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不能深刻理解中国人民来之不易的从贫穷落后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于是，有些人对我们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动不动就怨天尤人，对我们取得的成绩，却总是吹毛求疵。

三.   两个传统既不同又统一

为什么我国一些人士在对待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不能全面宏观把握整体，而会割裂两个传统。笔者认为，这既有他们认识上存在不足的原因，也因为在事实上，中华优秀文化的两个传统本来就有不同，区别很明显。第一，在存在形态上不同。古代传统文化成熟，且已经定型，变化较小；近现代传统文化尚未定型，还在发展变化。第二，在时间上有远近不同，这两个传统文化离我们有远近的不同。近现代传统文化较古代传统文化亲切，我们多亲身经历过。古代离我们很久远，我们只有借助读书、学习、旅游等才能间接了解。第三，在发展速度上有快慢不同。古代传统文化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变化较小；近现代传统文化演变剧烈，而且变化大。第四，在中外交流上融合不同。关于中外交流融会，古代学习少，学习到的外来文化，只能引起中国文化发生量变。即不论怎么学习外来文化，都只是封建社会内部的充实、丰富；而在近现代，我们学习外国文化多，推动我们从封建社会，经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引起中国社会发生质变。第五，体现在文化形态上，古代自信，根深蒂固；近现代不免自卑，但自信心正茁壮成长。

尽管两个传统有诸多不同，但两个传统实际上又前后相继，连绵不断，历史地联系在一起，并分别展示出中华文化在古代和近现代的不同风貌。在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认识上，我们只有将两个传统有机结合起来，才会有真正文化自信。因为只有两个传统结合，才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部和整体；只有对中华优秀文化的全部和整体有科学认识，才能为我们的历史文化自信提供坚实基础。

比如，如果将我国近代的大学史和古代悠久的教育传统相结合，将近现代大学传统和古代大学传统相结合，那么必将增强我们的大学自信。汉代太学，以及西晋国子学，后称国子监，就是古代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此外，《礼记·大学》记载的“大学之道”，保存了先秦高等教育的思想内容，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要就是教学生做人、立德树人、仁民爱物，而不是培养“精致的利已主义者”。同样，如果我们将古代重视仁义道德的优秀传统和近现代发扬革命道德、建设社会主义道德的优秀传统相结合，认识到共产党员不仅要讲党性，而且要讲良心、讲天理、讲人性。如果每个党员都成为德才兼备的典型代表，具有较高的人性修养和文明素质，既具备较高道德修养，又有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较强能力；既能用高尚的道德人格感染人、引领人，又能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真正起到先锋模范作用。这就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古代传统在近现代的传承发展。

可见，我们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应注意两个传统的统一，既要传承发展古代优秀文化传统，也要传承发展近现代优秀文化传统；决不能用近现代否定古代，也不能用古代否定近现代；就像我们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

其实，我们今天看古代和近现代两个传统，如果用比喻的说法，近现代就像我们的授业恩师，古代则如我们的太老师、师祖；近现代似父母，古代则为远祖；古代走向近现代，近现代传承发展古代。这充分说明中华大地人杰地灵，英才辈出，师生道统相承，胄衍祖德流芳。可见，我们在认识上理应联系古代认识近现代，借助近现代以知古代，才能得中华优秀文化的大全，从中窥其精要。

中华优秀文化的古代和近现代两个传统一脉相承，代代相传，表现为：古代的华夏部族逐步发展为中华民族；汉语言文字不断发展完善，文献典籍愈益丰富；多民族统一国家不断形成、巩固，“天下为公，选贤与能”[4](《礼运》)，从理念、理想落实为现实的国家政治制度，即人民共和国；大国治理经验越来越丰富，以民为本，多元一体、兼容并包等；核心理念(自强不息、和而不同、中道思维等)，传统美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人文精神(穷变通久、经世致用)等一以贯之。

中华优秀文化的古代传统发展为近现代传统，作为客观历史事实，尤其表现为：农业小生产发展为近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古代社会进入现当代社会。与此相应，繁体字发展为简化字，文言文变为现代汉语，步行舟车升格为高铁、飞机，书信交流替代为智能手机等。化外来文化为中国文化，不断促进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全球性、人类性、世界性因素。古代发展为近现代，民族文化发展为有全人类色彩的文化，区域文化发展为全球性文化，与之相伴，中国文化正逐步发展成为世界文化。

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要成为一个世界大国，拥有举足轻重的世界地位，享有大国威望，一定要率先充分世界化，在世界市场基础上书写全新的世界历史。我们要发展经济，即拥有世界人才、世界技术、世界生产、世界品牌、世界市场、世界货币、世界消费等；与之相伴，更应发展出世界性的学术水平、世界性的社会制度、世界性的理想信念；文化教育也理应兼容全人类优秀文化内容，文学艺术反映全人类各民族的心声，体育卫生达到世界水平，国民大都有世界眼光、全球胸怀，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3](《梁惠王上》)的仁爱天下情怀，愿意铁肩担道义，勇于承担世界责任。由此，孟子所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理想就接近现实了。我们每一位国民都是文质彬彬的君子，而且由这些君子组成的国家——我们的祖国，必然在世界上就能做一位有浩然正气的“大丈夫”，广受世人尊重。这应该就是近现代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发展的愿景。

四.   中国经验是近现代传统中的重要内容

在中华优秀文化的近现代传统中，中国经验作为中华优秀文化在新的历史阶段产生的新内容，不仅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闪亮“名片”，而且对于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来说，也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历史意义。

中国经验指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含有经济现代化经验、政治现代化经验和文化现代化经验。在文化性质上，中国经验既是中华文化和外来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古代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进一步充实、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古代传统的基础是发达的农业文明，在晚清时，中国也养活了当时占世界四分之一的4亿人口。中国文化的近现代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转型。2011年，我国耕地面积18亿亩多一点，而国家规定的保护耕地红线就是18亿亩，大约占全世界耕地面积的7%。目前，中国用7%的耕地面积，依然养活了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

中国经济现代化经验主要指在改革开放、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建设中，不是从国外、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是从国情出发，解放思想，吸收西方市场经济经验，尤其是科技成果和经济管理经验，进行体制改革，特区试点、逐步推广，创造性走出一条经济现代化道路。从特区试验，到逐步推广，从沿海到内地，有计划地逐步推进。比如，自贸区建设的1+3+7模式，就反映了这一特点。先是上海自贸区试点，然后在天津、广东、福建自贸区扩展，现在建设重庆、辽宁、浙江、河南、湖北、四川、陕西自贸区，推广到更加广阔的范围。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经过艰苦探索，可以说我们已经积累了小农经济向社会化大生产转型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经验，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经济现代化道路，包括中国的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国家和市场关系等内容。在1840年时，相比西欧发达国家，我国可谓贫穷落后，没有现代工业。经过17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成绩与贡献有目共睹。目前，我国的GDP高居世界第二，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制造体系，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世界各国，全球各地，中国制造的标志(Made in China)到处可见。这一突出的经济现象，还有那些耀眼而还在不断上升的经济发展指标，不断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经验展示着合理性，提供着说服力。

中国政治现代化经验是指经过近代反复革命、改革，成功找到了古代专制集权家天下，向现代民主集中制转型，变成公天下、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积极探索发展出一套借助经济发展促进其他社会领域改革发展的模式。目前，中国还在围绕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德治与法治建设，完善我们的政治体制，使它完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

中国文化现代化经验是指探索传承古代文化现代化的道路，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学习全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综合会通，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全人类优秀文化无一例外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资源。古代礼乐文化，儒释道思想，诸子百家，诗词歌赋等，以及一切外国先进的科技、思想、艺术、管理等文化内容，它们都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资源。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就能落到实处，成为现实的具体真理。随着我国社会化大生产的进一步推进，世界市场也更加有力地支持着我们中国版的世界历史书写方式；中华传统民族的、区域的文化，逐步向着现代“全球村”的、全人类的文化转型。

中国现代化经验和欧美不同。中国现代化经验是发展中大国现代化的经验。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基本国情是生产落后、国家独立、人口众多、农业传统深厚、内外压力大。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和人民紧密团结、同心同德、万众一心，主动适应世界发展潮流，紧跟世界形势，进行现代化探索，最终才走向成功。我们不需要“羊吃人”运动而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更不需要向外征战，争夺殖民地，贩卖黑奴，抢夺矿物资源、产品市场。对我们来说，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既不合理，也没有必要。我们只是对内改革，解放思想，改革旧体制，解放生产力，调动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对外开放，和平发展，平等互利。正如习总书记在2017年5月14日，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时，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所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开创合作共赢新模式，建设和谐共存大家庭。

中国现代化经验的显著特点是，在国家主导下，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形成合力，互相支持，共同发展。国家用政治、文化力量引领、推动经济现代化，经济界用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空前丰富的生产产品等现代化成果支持和巩固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改革发展，支持国家的社会文化建设。这是一种自觉的、有计划的政治经济文化互动模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特点。

五.   中国经验还需要发展完善

中国经验当然需要进行新的实践探索、创造性发展和理论总结，以便不断丰富，充实、完善。从中华优秀文化看，中国经验正是古代传统和近现代传统相结合的产物。目前，我国现代化还在进行，不是完成时。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一个显著特点是，新业态不断出现，社会分工更加细密，各行各业相互依存度更加提高，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内容愈益充实。面对这种日益变化的新形势，我们已有的现代化经验还不够丰富，尚未尽善尽美，远不能称为近现代的中华文化新模式。对古代传统，我们还要学习、研究，要发掘其中的优秀内容，以便转化应用、传承发展。对近现代传统，也要进一步学习、研究，总结提炼，概括成为能知能行、能传播能推广的经验，以推动中华文明再创辉煌，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结合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看，中国经验绝不应理解为只是现代化经验，它还包括丰富的历史经验在内。比如，儒家、道家推崇的以道德治国，墨家推崇的兼爱非攻，法家推崇的以法治国。当然，这些都是我们中国经验的一部分。再如，孔子说的性相近，习相远也，孟子说“道一而已”[3](《滕文公上》)，尧、舜与人同，禹、稷、颜回同道，曾子、子思同道等，这当然就是我国古人关于人性认识的中国经验。而孔子的“知天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学习+克己”修养模式，孟子“求其放心”的学问之道，读其书、知其人、论其世、得其心的理解方式，寡欲而又养浩然之气的修养方法等等，则是我国古人关于人性修养的中国经验。又如，由于我国古代疆域辽阔，民族、人口众多，小农经济自给自足，难以为国家统一提供坚实经济基础，因而从中央集权、地方郡县制，到语言文字的“书同文”，交通建设的“车同轨”，经学基础上思想文化的统一，都无不着意于此。自隋始，国家组织统一的科举考试持续进行至清末，延续近1 300年，为国家选拔有学术水平、有文化修养的领导人才，则是一个重要方面。而中央集权，难免权力任性，尤其是在唐代，既分三省六部等，又特别重视谏诤，专设谏官，让他们时时、事事提出不同意见。我国古代三次治世，即西周初年的成康之治，“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5](《周纪》)；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三十税一，无为而治；唐朝初年的贞观之治，力行谏诤，借鉴了文景之治、成康之治的历史经验，而集其大成。这些当然也是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是古代大国治理的中国经验的代表。

中国历朝这些巩固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经验，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让国家达致治世、盛世的经验，无疑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大作《历史研究》中，认为，未来世界各国如果统一，只能从中国古代治国经验中寻求智慧和借鉴。

我们作为炎黄子孙，作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者、发展人，理应更为珍视我们的历史经验，包括古代的中国经验、近现代的中国经验等，将它们看成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的源头活水，看成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脉、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经验和上述这些丰富的历史经验支持下，我们理应具备这样的文化自信：在我国丰富历史经验的哺育、滋润、浇灌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我们既要传承发展历史上的中国经验，又要注意在理论上研究、总结近现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经验，更要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丰富完善中国经验。我们中国经验要丰富、充实、发展、完善，就必须如习总书记所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我们都要学习全人类优秀文化，不能局限于学习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某一个时代。中国的要学习，外国的也要学习；中外近现代的要学习，古代的也要学习。总之，我们只有学习人类所有的优秀文化内容，才可能成就前无古人的中国社会主义伟业。同时，应科学对待传统的、外来的文化，既要准确理解，实事求是，又决不能生搬硬套，邯郸学步。因此，我们要在实践中运用中华优秀文化，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为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