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调研期间当地老人提供了一个他们特别引以为鉴的事故：一个56岁的老妇人，为了给自己积攒更多的养老资金，55岁“退休”之后便起早贪黑地在自家菜园子里种些蔬菜出售以获得一些散钱。不幸的是，这位老妇在一次卖菜回家的路上发生车祸，因抢救无效死亡。这是一个既无具体姓名也无具体地点更无案件详情的“三无事件”，但由它引发的舆论却对当地老人产生了深刻影响。活着的老人首先是为她感到惋惜：“刚到可以领养老金的年纪，为这点小钱就送命，真是不值得！”^①其次，他们从中总结了一条“硬道理”：“平时做事一定要注意自己身体，注意安全，好好地活着，只有活着才能享受国家现在这么好的政策福利。”^②可见，在老人群体中形成的社会舆论除了“惋惜”之外便只有“经验教训”，却听不到当地老人对老妇子女、对肇事者、对社会的评论，这似乎是一个“情理之中”的意外事故。为何每月有固定养老金的老妇一定要去种菜、卖菜挣小钱？老妇的子女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养儿防老”是中国传统养老方式，其本质是代际关系之间“抚育—赡养”的反馈式家庭养老模式，但“养儿防老”在当地近郊农村几乎不见踪影，当地养老模式发生了怎样的变迁？以上内容构成了本文的核心问题意识。

① 朱介明，69岁，老干部，原外冈镇土管所所长。访谈时间:2015-12-02，访谈地点：上海市外冈镇徐秦村村委会办公室。

② 王大叔，66岁，普通村民。访谈时间：2015-11-28，访谈地点：上海市外冈镇徐秦村村委会办公室。

目前，学界对当代老人养老的现状、特点、原因等方面都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从养老的主体看，依靠外部资源维持养老生活的均属于“他者养老”，比如依靠子女的家庭养老，依靠财政的社会养老。而老人通过自我剥削积累养老资源则属于“自主养老”。“自主养老”在中部农业型农村表现为“以地养老”，在上海市农村表现为“以工养老”。从全国农村养老的发展趋势看，“自养为主，他养为辅”成为当代养老的主要形式，而“他养形式”之一的家庭养老的式微在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学界对该问题的探讨可以归纳为3个方面。

第一，家庭结构变迁论。以费孝通和王跃生为代表，从家庭结构变迁分析家庭养老所面临的困境是学术界最为传统的研究路径。费孝通^[1-3]的“三论家庭结构变迁”是对中国家庭结构进行历史性分析，并在《再论》中专门考察了家庭结构变迁对老人赡养的影响。王跃生^[4]则以当代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为中心，将农村中的分家行为、家庭功能变动、社会转型等综合考虑来理解家庭养老的变迁。王海娟^[5]认为：当下中部地区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脱嵌化促使农村养老方式从家庭养老转向自主养老。第二，社会养老继替论。2010年，随着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各地农村老人先后领取不同等级的养老金，学术界从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的关系出发，分析传统家庭养老瓦解的外部性因素。张川川^[6]等关于“社会养老”能否替代“家庭养老”的讨论认为：以新农保为典型代表的农村社会养老对农村家庭养老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但效果有限。社会养老继替论主要是利用宏观的大数据进行定量分析，通过相关变量之间的数据关系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第三，农业生产变迁论。随着农村地区农业生产方式，尤其是土地经营方式的转变，老人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作用也相应发生了改变。凌文豪^[7]从农业生产社会化的角度，梳理了养老模式的变迁，并指出分田到户后多元养老模式的出现是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和农业生产服务社会化的结果。李永萍^[8]则从老人农业出发，考察农村土地对于老年人生活、地位和价值3个层面的意义，认为“以地养老”是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

通过上述学术回顾，可以看出既有的研究对“自主养老”的原因分析较为深入，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但存在一定的不足：家庭结构变迁论是一种客观主义的分析方法，过于强调客观结构则容易忽视个体的主观选择；社会养老继替论主要是利用数据做宏观的外源性因素探讨，缺乏微观层面的机制分析；而农业生产变迁论是对上述2种分析路径的补充。三者的研究对象明显指向中西部地区的普通农业型地区，可归纳为“中部地区的养老类型”，而上海市近郊农村作为东部发达地区的典型代表，其养老方式呈现出自身独特的逻辑。为此，本文试图从家庭结构、家庭伦理和代际关系3个维度，分析上海市近郊农村老人“自主养老”的内在动力，由内而外理解发达农村地区养老模式的形成机制，为传统家庭养老面临现代性危机提供一种解释路径。

二.   近郊农村“自主养老”的现状及特点

一   退休农民“退而不休”

上海近郊农村的老人，女性年满55岁、男性年满60岁即可领取养老金，当地农村把这部分能领养老金的老人称为“退休农民”。上海近郊老年农民尽管到一定年龄会享有高额养老金，但这些“退休农民”并没有因此脱离劳动与生产，而是更积极地参与第二、第三产业的非正式就业。以老村干部GWM为例：GWM，70岁，老村干部；老伴，68岁。2个老人每月共有2 480元养老金，GWM每月还有由村集体发放的200多元的村干部退休补贴。老人家身体硬朗，现在乡镇的一个工厂做清洁员，一个人做2份工，拿2份工资，共4 040元/月。另外，农村宅基地在乡镇置换了3套房子，自己留一套居住，给儿子一套，剩下一套用于出租换取货币收入。

调研显示，该案例在当地具有普遍性，当地农村的低龄老人的常规性收入主要有3项：(1)养老金。根据上海市颁布的新农保政策，农村养老保险分为5个等级。W村的养老金由3部分组成，即基础养老金690元(5等级，有浮动)+村集体补贴167.5元(根据各村集体经济情况而定，有浮动)+区、镇两级政府补贴382.5元=1 240元/月(有浮动)，因此，1 240元/月是该村老人最低等的发放金额。(2)务工收入。据农户反映，该村50%的老人退休之后要么到镇上当保洁员，要么到附近的工厂当门卫，等等。通过各种低强度、低风险的劳动来获取上海市的最低月工资2 020元。(3)房租收入。由于该地区工业发达，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聚集于此，他们成为当地老人闲置房屋的临时居住者，老人从中收取200~300元/月的房租。一般情况下，一对老夫妻拥有3~5间面积15~25 m²的小房间，房租月收入大约在600~1 500元。

当地老人尽管每月有固定的养老金和相对稳定的房租收入，但并没有让自己“清闲下来”，而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就近务工以获取货币收入，在低龄老人看来“人民币是赚不完的，能活动就可以挣钱”，故务工收入所占比例最大。农村老人虽然达到了当地政策所规定的退休年龄，但在生产方面仍坚持务工或种菜，通过“退而不休”^①方式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为“自主养老”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① 根据上海市相关政策规定，具有农村户籍的老人，男女年龄分别达到55岁、60岁，便成为退休农民，据此他们每月可以领取不同等级的养老金。老人虽然到了退休年龄，但还是忙碌着从事各种劳动，或种菜、或打工，笔者将这种生产状态称之为“退而不休”。

二   开源节流式的“自我积累”

当地老人在自己还有劳动能力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方式积累大量货币性收入，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以后“动不了”做准备，毕竟“儿子的钱不是自己的钱，养老还是靠自己”。因此，老人进行货币性积累具有明显的“利己”动机。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货币性收入最大化，在收入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当地老人更多地是依靠减少日常生活开支来进行“自我积累”。以农户GYJ为例，可以了解当地老人生活开支具体的情况：GYJ，59岁，老伴57岁，已经达到当地女性55岁领取新农保的规定，她因为身体状况不佳不能外出务工，而是在家以种菜、卖菜来增加收入。GYJ是村民小组长，每年有5 000~6 000元的补助，同时还在附近的工厂上班，能拿最低月工资2 020元。主要生活开支有：1年的医药费4 000~5 000元，人情费1年平均3 000元左右，子女周末回家聚餐的买菜开支50元*4(周)=200元，每月的水费、电费、煤气费等500元，种蔬菜的生产成本投入(种子、化肥、农药)1 000元/年。

该案例反映当地低龄老人夫妇的生活开支主要有3项：(1)医药费。老人多少都有些慢性病，诸如高血压、高血脂等，因而每月医药费成为老人的固定开支。尽管有医保，但每月上百元的费用对他们来说仍是一笔“巨大开销”。(2)生活费。由于该村的土地全部流转给村集体，老年人的一切吃、穿、用都需要现金支付，在吃方面主要是粮食、蔬菜、肉类、豆制品的购买，2个老人每月生活费300~500元。(3)人情开支。当地的人情额度在500~1 000元，一般(表)兄弟姐妹1 000元，远亲500元，其他朋友视关系的亲密程度而定。由于村庄内的人情和亲属间的人情都是到“老了走不动的时候才让儿子送”，因而“退休老人”的人情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上述开支是老人维持个体生活和社会关系所承担的“硬支出”，而当老人不再具有劳动能力，生活中的闲暇时间必然增多，老人休闲依旧遵循“节俭”的原则。首先，尽量参加“免费”的休闲活动，其中看新闻、串门是当地老人的主要活动。其次，通过打“定额麻将”预防老年痴呆。当地老人打麻将有个特殊规矩，即将输赢定在10~30元，若所输金额超出范围，就可以享受“输了不再出钱，赢了可以进钱”的特权。按老人的话说“老人收入少输不起，打小牌定输赢，不伤脾胃又消遣时间”。

三   恩往下流的“有限责任”

上海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农村老人普遍认为帮助子女完成学业和帮助他们成家立业，就算完成人生任务了，孙子孙女是他们自己的小孩，主要由他们自己抚养^②。由于上海市区的房价远远超出普通农户收入的承受能力，在“可望而不可即”的高房价面前，老人普遍表示“子女进城买房都是子女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只能量力而行，能帮则帮一点，更多地是给予精神上的支持。”这与华北地区同龄老人的“人生任务”形成鲜明对比。华北老人“是否得到儿子的赡养以及赡养的状况如何，关键在于老人是否有资源来与儿子进行交换，如是否给子女建房或买房，是否帮助子女风光的结婚，是否帮助子女建好自己的小家庭，是否帮忙带小孩等”^[9]，事实上，华北老人对子代小家庭的“无限付出”便是子代对父代的“代际剥削”。

② 朱介明，69岁，老干部，原外冈镇土管所所长。访谈时间：2015-12-02，访谈地点：上海市外冈镇徐秦村村委会办公室。

与华北地区老人的“无限付出”相比，当地老人在家庭资源向下转移的过程中遵守“恩往下流，但需量力而行”的原则。所谓“恩往下流”，是指当地老人在完成子女社会化任务后，再往后付出便是对子女的“恩情”而非对子女的“责任”，这种“恩情”输入多少以及如何输入则依老人自身的能力而定，当地老人不会为子女承担“无限责任”，而是会理性地在“为自己积累养老资源”和“帮助子女维持生活”之间寻求代际平衡。

综上所述，上海市近郊农村的养老模式有3个特点：其一，从生产和消费的角度看，“退而不休”使老人的货币收入最大化，勤俭节约使老人的货币支出最小化，通过这种开源节流式生产生活方式来实现家庭纯收入的最大化。其二，从资源积累的目的看，上海近郊村老人坚持“自我积累”的利己原则，即老人主要通过政策性外部资源输入和老人自我劳动创造收入来减少对子女的物质性、货币性依赖，自己为自己积累未来的养老资源。其三，从代际资源的分配看，遵守“恩往下流，但需量力而行”的原则，父代对子代的资源转移仅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有限地向下输送，代际资源分配过程中凸显了老人的自主分配意志与权力。总之，当地老人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一种“以自我劳动为基础，以自我积累为目的，以自主分配为原则”的养老新模式，养老主体既不是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中的“儿子”，也不是学界期待的现代社会养老模式中的“社会”，而是老人自己通过独立劳动、自主分配、自我积累来养老，从而形成一种以“自养为主，他养为辅”的养老新模式，可称之为“自主养老”。

三.   当代家庭变迁：自主养老的内源性动力

家庭变迁速率在不同的区域有差异，上海市作为经济高度市场化、个体高度理性化、社会高度原子化的地区，作为其社会基础细胞的家庭也发生了巨大变迁，主要表现为：第一，家庭结构的核心化；第二，家庭伦理的世俗化；第三，代际关系的离散化。当代家庭在这3个层面的现代变迁综合地改造了上海市郊老人的养老观念和养老行为。

一   “形势所迫”：家庭结构核心化

由于20世纪80年代在上海农村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现在“低龄老人”普遍只有1个子女。当下这批独生子女逐渐结婚并从母家庭中分离出来，成立自己的核心家庭。正如当地老人所反映的，2个核心家庭的叠加使得当地家庭养老形成结构性的难题：“我们这里的年轻人，都是独生子女，上有4个老人的很普遍，加上年纪更大一点的爷爷奶奶，养8个老人也是有的，我们老人如果都靠子女，他们能养得过来吗？！子女就算是有心，当4个老人都需要一个接一个地照顾时，怕也是无能为力。”^①面对这一不可逆的家庭结构变迁，上海农村老人清晰地意识到“难以依靠子女养老”。这种“难以依靠”可以从2个方面来理解：(1)4~8个老人的养老资源不能完全依靠2个年轻人提供。(2)当老人不能自理之时，独生子女难以做到“及时养老”和“就近养老”。

① 朱介华，62岁，原村副主任，现被返聘为徐秦村档案管理人员。访谈时间：2015-11-24，访谈地点：上海市外冈镇徐秦村村委会办公室。

上海近郊农村的本地工业化促使年轻农民一次性地完成了城市化，分家后所形成的子家庭在资源、空间和时间方面都难以实现对老人的照顾。在浓厚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就业政策下，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农民基本上在市、区、镇3级的企业或事业单位找到了稳定的工作，稳定的工作岗位和工资收入使得年轻农民纷纷进城买房定居。父母则与外地务工人员住在农村，形成“老外公寓”^②。总体看，80年代、90年代的年轻农民在婚后虽然并未从户籍上另立户头，但是基本上都是与老人分开吃、分开住、分开核算，事实上完成了分居分灶分财的分家行为。因而，当地老人坦言：“现在子女都是在城里工厂打工、单位上班，哪里抽得出时间来专门照顾我们老人。子女又没有分身术，他们也不可能辞了工作来照顾老人，非要有人照顾的时候，我们要么进敬老院，要么请家庭护理工，这些都是要出钱的。”^③

② 老外公寓是指由留守的本地老人和外地的务工人员共同居住的本地农村，由此形成两者之间房屋租赁关系。

③ 顾文明，70岁，老干部。访谈时间2015-11-22日，访谈地点：上海市外冈镇徐秦村村委会办公室。

事实上，传统家庭养老需要依托于主干家庭结构：其一，只跟一个儿子(一般是小儿子)的“固定主干家庭”。其二，由多个儿子轮流养老的“流动主干家庭”。主干家庭下的子女养老有两大特点：一是老人与子代在空间上不会有太大的距离，要么同住一屋檐下，要么分开住但离得很近，属就近养老。二是子代在时间上能周转过来，属及时养老。就地城镇化带来的城乡空间距离和城市人8小时工作制，使得子家庭只能在周末“抽空”回来看看老人，从而瓦解了独生子女就近养老和及时养老的现实条件。家庭结构核心化必然将2个母家庭的养老责任集中于子家庭，这对于以“普工”为主的、每月3 000~5 000元工资收入的子家庭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因而，在老人不能自理的情况下，老人的普遍预期便是“进敬老院”或“请护理工”。但不管是“进敬老院”还是“请护理工”，都属于社会性的养老服务，只有支付一定货币才能获得，这是市场逻辑下的等价交换。在养老服务日益市场化的情况下，家庭结构核心化迫使老人在自己还有劳动能力的时候，必须以务工或种菜的形式，通过“自我剥削”来换取货币性的养老资源，这成为当地老人“自我劳动”的结构性原因。

二   内在动力：家庭伦理的世俗化

第一，从传宗接代到天伦之乐。随着现代性的生育观念和生命科学进入农村，“传宗接代失去正当性，也就意味着家庭的宗教性失去了根基。”^[10]上海农村的独生子女政策，进一步改造了老人对子女的宗教性期待，“生儿生女都一样”的生育观为当地老人基本接受。但是，从子女的婚嫁讲，不管是“嫁儿子”还是“嫁女儿”，当地农民的想法是，“子女必须在自己身边”，而父母能接受的是“身边距离”，是省内婚姻。之所以不能跨省“嫁儿子”或“嫁女儿”是因为当地老人对现世的天伦之乐有着深深的期待。这种“天伦之乐”实际上是对子女精神养老的期待，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希望“儿孙们能常回家看看”，“即便不能回来看老人，但至少也要有1~2个电话的问候”。这种期待在当地农村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以致于“子女常回家看看”成为当地老人最引以为豪的事情。当地年轻人一般周末开车回乡下陪父母聊聊天，唠唠家常，打扫家庭卫生等等，年老父母则从中午就开始张罗“家庭晚餐”。老人每周末能看到子女吃自己养的鸡鸭，自己种的有机蔬菜，其内心是非常满足的。他们能从这短暂的周未聚餐中体会自身价值，并享受与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

第二，从主干家庭本位到核心家庭本位。核心家庭本位文化将主干家庭从观念上割裂为边界清晰的母家庭和子家庭，家庭边界从传统的以3代人为核心的主干家庭收缩到以1代人，至多2代为边界的核心家庭，从而割断了父代与子代之间的伦理性的、义务性的互助关系。朱海龙等通过全国性的问卷调查发现，代际层次越低，即当代越年轻的老人，“对子代养老责任的依赖性越小，对政府制度性支持期盼越高，也更肯定个人的养老责任”^[11]。由老人独立组成的母家庭是当代核心家庭的类型之一，核心家庭本位伦理意味着母家庭将围绕着老人自身利益，理性地将全部家庭资源进行整合与分配，从而实现母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上海近郊农村老人不论是“自我劳动”还是“自主分配”，其最终目的都是主动承担起自主养老的责任。对核心家庭本位伦理的认同，便成为当地老人“自我积累”的内在动力。

三   政治空间：代际关系的离散化

传统分家的内核是“兄弟分家”，在家庭结构核心化作用下，当地农村家庭分家转变为父子分家。这一分家模式制造出2个地位平等，且独立核算的母家庭和子家庭，代际关系由紧密走向松散，家庭责任在2个独立的家庭之间重新分配，家庭收支也在2个家庭之间“各走各路”，离散化的代际关系打破了传统家庭中父子之间“统收统支”的家庭资源配置格局，从而为母家庭在家庭责任与家庭收支方面提供了自主分配的政治空间。

第一，当地老人“自减”人生任务。前文所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上海城郊老人普遍认为：“抚育子女、帮助结婚”是自己的人生任务，这与华北地区农村老人的三大人生任务——“抚育子女、建(买)房结婚、照看孙辈”相比，当地老人其人生任务在第二阶段便已结束。调查数据显示，部分老人甚至认为：“子女买房都是子女自己的事情，更不用说照看孙子孙女”，这些老人在子女有工作，有独立收入之后，从50岁左右便开始积极地为自己养老做准备，且劳动所得完全由老人自主支配。需要注意的是，当子家庭主动承担养育自己子女的责任而不依靠母家庭时，子家庭对“下人”养育功能会挤压其对“上人”的赡养空间。由教育费用、房贷还款和日常生活所形成的支出压力使得子家庭的资源集中往下输送，而难有结余向上反馈。老人对此也表示理解，按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子女有子女的难处，我们不麻烦他们”。如此，父代与子代在具体实践中形成一个低度资源传递的代际平衡。

第二，母家庭与子家庭收支两条线。首先，在收入方面“各管各的账”。当地老人普遍表示对子女的具体收入不清楚，访谈中80%的老人表示“子女每个月能挣多少钱都不清楚，更不用说去管子女如何花钱”“子女挣多少花多少，我们老人都不管，我们只要管好自己就可以了”。老人所说的“管好自己”实际上就是将家庭边界进一步缩小到属于2个老人的母家庭，“各管各的账，各过各的生活，不麻烦别人”。同时，子女也不清楚父母所积累的资源，“父母的工资卡、社保卡都是他们自己保存，只有在特别需要现金的时候才会找父母借钱”。其次，在支出方面以“礼节性平等交换”为主。前文所述，子家庭一旦在工作所在地方购买商品房后，子家庭与母家庭之间便只有短暂的、规律性的家庭聚餐。这种“即聚即散”式的聚餐，使得母家庭和子家庭在开支上有稳定预期且基本平衡：母家庭提供一顿丰盛晚餐，其成本由老人来承担；作为回馈或是补偿，子家庭会给父母带些水果、营养品等。在这个过程中，母家庭与子家庭的支出呈现出一种动态平衡。这与华北地区“母家庭要为子家庭抚养年幼的孩子，照管农田，年节时期，2个家庭会暂时性合炊”^[12]的“收入两条线，开支较混杂”的现状不同。

总之，父子分家后的2个独立家庭都无权干涉对方家庭的资源分配。当地老人把寻求子女的照顾说成是“麻烦别人”，子女把寻求父母的资助当做是“找父母借钱”，拥有亲密血缘关系的父子关系在当下成为“别人关系”。华北地区因竞争性“兄弟分家”带来的代际剥削被当地的“父子分家”戛然截断，家庭资源代际转移遵循以权利为基础的“合理性分配”原则，因此，代际关系离散化为母家庭养老资源的自主分配和高效积累创造了必要的家庭政治空间。

四.   讨论：“他养”还是“自养”

回到本文最初的问题，在现代家庭发生深刻变迁的背景下，卖菜老妇之死只是当地“自主养老”的一个意外事故，社会舆论指向老人自身而非子女便可理解。上海近郊农村的老人在享受高额养老金的情况下依旧积极地参与第二、第三产业的临时就业，其主要目的是为自己积累货币化养老资源，由此形成“以自我劳动为基础，以自我积累为目的，以自主分配为原则”的“自主养老”模式。该模式的核心特征是老人的自我劳动与自我剥削，其在中部农村地区表现为“老人农业”，在上海近郊农村则表现为“老人工业”。客观讲，“自主养老”模式能较大程度地减轻子女养老的物质负担，同时也能降低子女对老人的代际剥削，老人由此获得了老年生活的主体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龄化带来的社会性危机。从家庭变迁的角度理解当地“自主养老”模式的实践机制，为养老主体从“他养”到“自养”的变迁提供内源性与主体性的解释。

2016年第4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2015年，在全国老年人口中，城镇老年人口占52.0%，农村老年人口占48.0%。其中，低龄(60~69岁)老年人口占56.1%，中龄(70~79岁)老年人口占30.0%，高龄(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13.9%^①。一方面，该数据说明相对年轻的老人年龄结构是自主养老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在农村老年人口比例接近一半的情况下，社会化养老在全国覆盖存在巨大的困难。当社会养老暂未能普及广大农村地区而不得不回归家庭养老时，上海近郊农村的养老实践表明，采取相应的措施重塑新型家庭继而实现“子女的精神养老”与“老人的物质养老”相结合的“他养+自养”模式具有一定的可能性。

① 人民网：https://world.people.com.cn/n1/2016/1010/c57506-28765327.html.

首先，在有条件的地区尽量实现就地城镇化和本地工业化，从而既为青年人也为近郊老人提供更多的本地务工机会，创造“离土不离乡”的外部环境，以促进代际之间的良性互动。其次，在父子分家已成普遍社会事实的情况下，为老人获得母家庭资源分配的自主权利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舆论支持乃至法律支持。再次，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农业现代化政策应为“老年农业”留有空间，激进的“资本下乡”和“土地集中”会在“以地养老”的农村造成不良后果。最后，在社区内部积极建设老年人的公共活动空间和老年人话语体系，为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人生意义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