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l Logic and Realization Path in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Under the New Pattern
-
摘要:
统筹发展与安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中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进行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底层逻辑。在构建新格局中统筹发展与安全,既是要求积极应对当前国内外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也是更好地维护和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为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保障。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出发,分析产业安全和周期性与构建双循环新格局之间逻辑关系,揭示双循环新格局中内在的安全风险,并提出通过拉动内需、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加快核心技术创新和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衔接, 为实现在构建双循环新格局背景下统筹发展及安全提供切实的参考依据,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
Abstract: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s socialist ideology with China′s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t is the key to guiding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the world in a century, and the underlying logic for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in the course of building a new structure requires active responses to all kinds of risks and challenges that may occur at home and abroad, and better maintaining and promoting the steady and sou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thus providing a solid guarantee for building the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safety, periodic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ouble-cycle pattern, and reveals the internal security risks in the new double-cycle patter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by stimulating domestic demand, improving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accelerating cor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unblocking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 circulation connection, providing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circulation new pattern.
-
中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经济发展作为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关键的必要性。但是伴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国际秩序也在世界权利向非西方世界转移扩散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着调整和改革,西方国家社会在经济、安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在减少,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不确定性风险显著增加。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加速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重塑,对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格局产生严重的冲击,为应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中国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从而有效维护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保障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经济安全是指一个经济体维持其社会经济状态的存续以及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类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消除和化解各类威胁和风险,保持其经济体系独立、稳定、健康发展的能力,确保其国家主权以及经济主权完整的最终状态。当今世界各国受疫情影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化,大国博弈日趋激烈,我国经济发展环境面临着深刻复杂的变化,产业安全风险和周期性风险被进一步放大,经济安全形势趋于严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将经济安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只有充分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努力将自己建设成为经济全球化中最具安全性和运行畅通性的经济体,推动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2],才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稳定,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才能坚定信念并更加从容地面对这风云激荡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安全已经构成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重要决策因素,如何统筹发展和安全成为了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核心要义,这也是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一 构建经济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①是我国经济社会步入新时期的重大战略,是自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又一重大创新,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一脉相承的[3]。从社会再生产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来分析双循环新格局,有利于准确把握其内在要求,为进一步构建双循环新格局提供理论支撑。
① 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概念,并于2020年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进一步明确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并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看,马克思在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时,将社会总生产分成了两大部类,即Ⅰ部类,代表制造生产资料的部类;Ⅱ部类,代表制造消费资料的部类。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原理中,马克思把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4个环节,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本质是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的交换,只有实现两大部类的顺畅交换,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要实现两大部类的顺畅交换,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需要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分析:(1)两大部类比例关系;(2)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关系;(3)货币积累和实物积累之间的关系;(4)不同周转时间的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
1.保证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协调
保证两大部类之间比例关系协调是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内容,即强调两大部类之间以及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生产和再生产必须按比例协调运行,否则就会破坏产业安全,甚至爆发经济危机[4]。在简单再生产中,两部类的交换只需要满足Ⅰ(v+m)=Ⅱc即可[5]446,同时也要求两大部类内部各分部类之间比例关系协调,即必要消费资料和奢侈消费资料之间也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5]457。
2.要求整个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保持均衡协调
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两部类的比例均衡是基本条件,再从扩大再生产看,即Ⅰ(v+Δv+m/x)=Ⅱ(c+Δc)以及Ⅰ(c+v+m)=Ⅰ(c+Δc)+Ⅱ(c+Δc)和Ⅱ(c+v+m)=Ⅰ(v+Δv+mx)+Ⅱ(v+Δv+mx)[5]474,可以推断出两部类的总量均衡和结构均衡是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从社会再生产理论出发,就是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变的情况下,社会总需要和总供给的失衡是常态,经济危机的形成和爆发恰恰是这种失衡状态进一步演化的结果。
3.货币积累与实物积累之间的协调
货币积累和实物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前置基础,而实现资本积累必须满足货币贮存到一定数量和物质扩大再生产的可能,只有同时满足货币积累和实物积累,才能实现扩大再生产。当然只有货币积累和实物积累之间相互适应并保持适当的均衡,扩大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这种平衡包含了两重含义:(1)物质均衡。即商品的使用价值必须满足其他部门扩大再生产的需要。(2)价值均衡。即商品的剩余价值和其他部门购买要素的价值相等[5]558。只有同时满足物质均衡和价值均衡之间的协调比例关系,社会扩大再生产才能顺畅进行下去,一旦比例关系失衡,经济运行秩序就会出现紊乱,直接引起经济风险。
4.不同周转时间的生产部门之间的协调
由于不同生产部门的周转时间在客观上存在差异性,这就要求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就必须要确保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要达到协调,如农业部门、轻工业部门和重工业部门之间不仅要求规模大小要协调,而且各个部门内生产种类的分布也要协调,才能保障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发展[6]159。苏联由于长期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导致其经济发展不协调,由此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成为了殷鉴不远的典型事例,对于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7]。
二 分析生产相对过剩、两大部类比例失调和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确保经济稳健发展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看,经济周期不过是“每十年反复一次的停滞、繁荣、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8]34,经济危机是经济周期性的代表性特征,是各种矛盾冲突的周期性集中爆发,就像《资本论》中说的“各种互相对抗的因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6]277;同时,经济危机也是推动形成经济周期性发展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将其看作人类经济社会进入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周期性循环的起点。具体而言,经济周期分为危机—萧条—复苏—高涨4个阶段,各个阶段相互衔接,循环往复。从经济发展的历史看,经济周期的产生源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并由此造成社会贫富分化以及生产相对过剩,进而造成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由此,经济周期可以理解为这种根本性矛盾冲突在社会经济的不同范围内和程度上被反复激化与缓解的表现形式[9]。虽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消除了经济周期性危机的根源,但是由于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的运行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同时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客观性,经济周期性波动依然存在。要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降低经济波动对我国经经济发展的影响,确保经济稳定健康的发展,就要从生产的相对过剩、两大部类比例失调和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等3个方面进行分析。
1.经济周期性的实质就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周期性
社会扩大再生产是资本积累的实现条件,而资本积累则是把资本的增殖转化为实现资本进一步增殖的手段,资本增殖的奥秘就在于对剩余价值的攫取和占有,这也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和扩张的动力[10]。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机就是追求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也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追逐利润、增加资本积累、扩大生产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于是伴随着资本积累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科技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改善,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越发明显,一方面,生产效率得到了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在不断减少,这就造成了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劳动力相对过剩所造成的消费的有限性和资本家追逐利润所形成的生产的无限扩张性,二者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生产相对过剩,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之间的均衡被打破,使得社会再生产的进行难以为继,最终爆发危机。而危机所造成的资产贬值和价格下跌,到了一定程度又会刺激需要增加,推动生产力与有效需求进行匹配,使得社会再生产暂时得以顺利进行,直到下一次危机爆发。
2.经济的周期性也是两大部类比例周期性失衡的具体表现
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前提是两大部类之间比例整体均衡和各自内部结构均衡,才能实现两大部类的流通交换和周转循环,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才能发生,推动社会再生产的进行。而生产相对过剩则会导致两大部类比例的失调,进而破坏社会再生产的进行,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中断,最后导致危机爆发。而危机的爆发则是以强制性的破坏来重置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也只是暂时性地缓解了两大部类的失衡,直到下一次因生产相对过剩重新导致两大部类比例的失衡,从而形成周期性的循环往复。
3.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导致周期性
由于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得社会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在剩余价值率不变及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会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这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出现的特有现象[11]。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不仅会造成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同时也会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造成利润率的绝对增加。一方面,造成人口的过剩,使得工人日益贫困化,导致消费能力受限,落后于生产的扩张;另一方面,利润率下降和利润绝对量的增加也会迫使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得不开拓新的市场,以及加大剥削程度,直到最后市场无法再满足商品生产的需求,导致生产的相对过剩,从而以爆发危机的方式强制性消灭生产的相对过剩。危机过后,又会出现新的增长的需求,社会再生产再一次启动,直到下一次危机爆发。
三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虽然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但是其内容中关于经济系统循环的基本原理和一般规律,仍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可能性,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仍具有适用性和重要意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创新与应用,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
1.维护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社会再生产理论揭示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之间比例平衡”是推动双循环新格局的实质目的,以产业转型升级为主要手段,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率,并联系国际市场,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通过资本、技术、商品的双向流通,推动我国经济协调发展,促进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平衡,改善我国经济运行中资源错配和产业结构不合理所造成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比例失衡问题,畅通社会再生产过程,维护产业安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说产业安全是保障社会再生产的关键,其基本含义是保障产业在经济贸易环境下平稳、全面、协调、健康、有序地发展,从而确保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维护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健康、稳定和可持续性发展。
2.打破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促进供需平衡
结合经济周期性理论,要求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加大对外开放水平、推动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相互促进,也是通过挖掘国内消费市场潜力,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以实现两大部类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的均衡,避免因生产的扩张性和消费的有限性造成生产相对过剩,从而导致经济周期性,扰乱我国经济体系的运行秩序。双循环新格局的构建有助于打破经济周期性,促进社会总供需的平衡,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3.实现国内国际市场的双向循环
结合世界市场,引入对外贸易和国外市场,处理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之间的关系。如图 1所示,利用国际市场加强生产要素的交换以及产品的交换,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双向循环,围绕产业安全和经济周期性,加强各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周转流通,通过产业链价值链向高端攀升,以获得更高的利润来填补国内经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使得我国具备了构建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国际经济大循环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双循环新格局的客观条件[12]。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主要内容就是依托国内超大市场规模以及庞大内需潜力,培养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打通国内市场各个环节的循环阻碍,畅通经济循环的路径,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之上,以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姿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以国际经济大循环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实现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的双向互动的良好局面,推动我国经济迈向更高台阶[13]。
二. 构建双循环新格局和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内在逻辑
构建双循环新格局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选择,其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构建双循环新格局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增强科技引领经济发展的作用,以扩大内需作为持续的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实现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借助国际市场提高国内资源配置的效率,增强我国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力,以面对世界经济发展形势的显著变化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趋势,牢牢把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国民经济体系[14]。
在构建经济双循环新格局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为顺利实现双循环新格局提供稳定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利用构建双循环新格局夯实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安全的实力基础,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独立自主,增强防范化解经济风险的能力[15]。
一 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较低的土地成本和开发程度较低的环境资源,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企业及其带来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由此逐渐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同时也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改善了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局面,形成了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新的发展方式,与进出口贸易共同形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两大驱动力[16]。进入经济新常态①后,我国经济发展维持长期高速增长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依靠出口拉动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动力伴随着劳动力价格上涨、土地成本上升以及资源约束越来越紧而逐渐消失,经济下行风险增大。另外,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的问题日益突出。
① “新常态”是指我国经济发展从中、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状态。“新常态”概念首次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5月考察河南时提出的,并于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的内涵, 指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当前,我国正处于“十四五”规划的开局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矛盾、新问题、新任务的产生,意味着以往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于新的经济发展形势,需要重新调整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构建双循环新格局正是顺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在新的历史阶段出现的新特征变化,并针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提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是解决我国在现阶段面临的国内外复杂问题而实施的重要举措。
从历史意义看,自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长,依靠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但是进入经济新常态后,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因劳动力成本上涨,环境规制越来越严格,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等原因日渐削弱,已经不能支撑国家的经济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急需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改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构建双循环新格局实现经济发展向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转变,从投资驱动、要素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从市场规模向市场优势转变,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的革新,从而推动经济从规模速度向质量效率转变。
从现实意义看,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也让经济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区域经济发展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城乡居民收入也存在较大差距以及供给结构和消费结构不匹配,都是解决经济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面对着我国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解决这些现实问题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只能依靠自身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内循环来推动。同时,国际经济秩序由于新兴国家经济体的崛起而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国际经济治理面临新一轮的调整和改革,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也面临着现有体系下既得利益国家的打压和威胁,特别是在科技领域的“卡脖子”难题方面,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滥用国家权力,对我国高科技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性作用,特别是由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并在全球蔓延,致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断裂的风险,使全球经济遭受重大冲击,国际经济外循环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风险,因此,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以国际经济大循环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双循环新格局战略,成为我国实现社会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布局。
二 经济安全是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核心要义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从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完善时期,国家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经济政策。进入新时代后,面对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双循环新格局,并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17],这一表述为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了本质的要求,要通过构建双循环新格局逐步摆脱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积极培育国内市场,扩大内需,形成以国内消费为主要增长动力的经济发展新模式,降低国际经济贸易波动和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维护来之不易的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保障国家利益、人民经济安全以及政治安全[18]。
针对当今世界波云诡谲的经济贸易格局,产业安全问题和周期性风险不断加深,经济运行中的各项矛盾日益突出,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风险、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风险、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的风险等都对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构建以引领、创新、超越为特征的新发展格局势在必行[19]。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出发点就是形成自立自强的国民经济体系,通过构建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国际经济大循环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形成以“以我为主”的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新格局,降低国内经济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的依赖性,增强我国应对外部冲击和不确定性风险的防范化解能力,改变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受制于人的窘迫现实,积极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畅通国内国外双经济循环,实现社会供需均衡,提高我国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力,维护产业安全并破解周期性风险,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确保我国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流行,加剧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革,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结构变化,而当下我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国内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经济高质量发展也面临着新形势、新使命和新要求,维护国家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成为当前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首要任务,我国经济安全问题也逐渐凸现出来。在“十四五”规划中,安全与发展始终贯穿其中,同时关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目标定位,也变成了对“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的全新概括[20]。这一变化揭示了经济安全在今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以双循环新格局来维系经济安全,以经济安全来确保双循环新格局的顺利实施,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将经济安全贯穿在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发展理念之中,是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核心要义。
三 构建双循环新格局是经济安全的必然选择
自改革开放后,国家通过积极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进出口贸易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也造成了我国经济发展严重依赖进出口贸易,这种依靠进出口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式,一旦遭遇国际经济危机或者较大幅度的经济波动,都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经济风险。同时国内消费总额占GDP比例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消费总额占比相比,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国内庞大的市场潜力还未发挥出来。依靠投资来驱动积极增长的依赖性,导致我国投资在GDP中的占比居高不下,长期维持在40%以上,而根据国际经验,发达国家的投资在GDP中的占比通常保持在15%~20%,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在GDP中的占比通常保持在20%~30%[21]。进入新常态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和收益率逐渐下降,为维持经济增长,只能扩张投资规模,这样就导致国内因货币超发导致的通货膨胀压力增大,重复建设和无效建设造成资源的浪费,以及生态环境恶化,政府干预造成产业发展扭曲等问题,影响经济的健康运行[22]。消费占GDP比例偏小,远低于70%的世界平均水平,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明显,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之间的不匹配进一步削弱了内需市场的形成。
从外部环境看,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虽然世界经济增长有所恢复,但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的重创还没有完全消去,国际市场需求仍保持较低的水平,我国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被削弱,增加了经济下行压力。同时,伴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逼近美国,中国的经济发展会遭遇更多的摩擦和困难。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从各个方面进行围堵,对我国高科技企业、科研机构以及相关产业进行单边经济制裁和技术封锁,阻碍了高科技产业升级,企图遏制我国经济良好的发展势头[23],加大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经济风险,恶化了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对我国国内经济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构建双循环新格局正是基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的把握,以及对国际经济形势根本性转变的清晰认识,确立了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国际经济大循环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以应对我国经济发展在新阶段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新挑战,维护产业安全,破解经济周期性,促进经济安全,并实现更好的发展。扩大内需是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题中之义,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供给体系与需求结构的高水平平衡,加快内生动力的生成,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动力。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重要目标,没有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双循环新格局便无从谈起。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形成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新机制,摆脱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的困境,是实施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政策、促进经济安全发展的必经之路。最后,加强对外开放是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重要基石,利用国际市场上的资本、技术以及产品等要素来促进国内的经济循环,改善国内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三. 双循环新格局中主要面对的经济风险
当前,我国在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风险,如产业安全风险和经济周期性问题,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因社会供给体系和需求体系匹配的不均衡导致的,具体表现为内生动力不足的风险、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的风险、技术封锁的风险、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衔接的风险等,这些困难和挑战将影响我国经济的正常运行和社会稳定发展,对于我国构建双循环新格局产生不利的影响,下面针对这些风险进行具体分析。
一 内生动力不足的风险
首先,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重要目标就是扩大内需,转变以往由进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旧模式,逐渐向由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新模式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以化解产业发展动力不足和经济的周期性问题,促进供给和需求的平衡,这是推动形成国内大循环的关键,也是利用国内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发挥国内主体作用,促进经济发展自立自强的核心内容[24]。但是在改革开放后,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一方面,极大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发展模式导致了我国对国外市场和技术的依赖,由于国内的消费市场尚未打开,居民消费水平不高,导致国家制造业企业的产品高度依赖国外市场的需求,202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值为32.16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年GDP达30%以上,稳居世界第一大进出口国[25]。一旦国外的市场发生剧烈的波动,我国依靠进出口的企业将会面临极大的经济风险,出现产品失去销售市场,资金周转困难,工厂停工,直至出现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政府税收减少等问题,将破坏国内的经济运行秩序和良好的发展形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2009年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速为-13.83%,其中,出口同比增速为-16.0%, 进口同比增速为-11.2%,“净出口”对我国实际GDP增长贡献率陡降至-40.6%, 出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重的贸易“崩溃”,对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26],详情如图 2所示。
其次,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导致我国企业缺乏独立自主的核心技术,只能利用廉价劳动力和牺牲环境资源来生产物美价廉的产品,满足其他国家对于低价质高产品的需求,但是由于我国出口产品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全球产业链的微笑曲线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如图 3所示,我国以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为主,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处于低端,导致产品的利润大部分被居于产业链的中上游国外企业拿走。同时,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的支撑,我国产业体系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在国内也不能满足消费升级的需要,缺少对市场风险的抵抗能力,一旦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就会造成产品积压,企业资金链断裂,直至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引发经济风险[27]。
随着劳动力价格上升,土地的成本上涨,以及资源约束越来越紧,我国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也在不断上升,再加上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导致产品的竞争力不足,出口市场逐渐萎缩,并且由于近些年国际市场低迷,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各国经济衰退,都极大地压缩了出口市场的规模,对我国出口企业造成不利的影响。由于国内市场还未完全打开,内需不足,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还未完全生成,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出口企业的经营压力加大,面临经营困难,这种企业经营风险通过银行传导到金融体系进行扩散,进而形成经济风险,同时企业因经营困难导致企业裁员,减少研发投入和生产规模,导致供给萎缩,增大经济下行压力,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
二 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的风险
构建双循环新格局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畅通经济循环,打通阻碍经济循环的壁垒,确保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畅通,促进从供给端到需求端的有效衔接,达到供需平衡,维护产业安全,推动社会经济平稳健康运行。产业链和供应链是现代经济体系中从原料供应商、制造商、批发分销商、零售商和终端消费者等所有参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的经济主体,以及在主体之间形成的生产要素流动和产品流通等一系列经济活动所构成的链式关系。产业链和供应链是维系企业正常运转以及参与经济活动的支撑条件,畅通经济循环的关键就是保障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和流通,只有维护企业运转和社会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才能促进巩固经济发展的良好形势,在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挑战的当下,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打造制造业竞争优势,促进供给结构调整以扩大内需,加快构建双循环新格局[28]。
由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大国博弈日趋激烈[29],在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方面的竞争趋于白热化,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领导地位,采取了一系列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以及霸权主义的策略来打压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针对中国快速提升的综合实力,美国率先挑起了贸易争端,对中国进出口企业进行打压,还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违背市场经济的原则,利用国家机器在科技领域内对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制裁,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国高科技企业出口相关技术和零部件,还利用长臂管辖,禁止其他国家企业向中国出口相关技术、生产设备和零部件,特别是在半导体芯片、光刻机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对我国企业进行了严厉的制裁,这些行为严重破坏了国际经济贸易的规则,会引发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的风险。在2020年疫情爆发期间,全球经济贸易遭受较大的冲击,以代工制造商为代表的中国企业面临原材料短缺,工厂开工时间不足,物流受阻等不利因素,从而使一些企业出现由于生产中断、订单延期、出口受阻所导致的违约风险、资金链断裂风险、国际流动受阻等多重风险,导致产业链和供应链面临着断裂的风险[30]。保障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是促进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必备基础,但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产业链和供应链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因素,特别是中美之间逐渐开始进行全方位的竞争,导致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的风险加大,对中国经济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
三 国外技术封锁的风险
构建双循环新格局,建设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必然要在产业链上实现自主可控,确保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顺畅衔接,确保产业安全,逐步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满足人民越来越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物质文化需求[31]。虽然作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已经形成了独立完整的产业链体系,但是由于我国科技基础较为薄弱,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距离世界先进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相关产业对国外的技术依存度较高,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对外核心技术依存度处于5%~30%是合理的范围[32],但是我国在2015年核心技术的对外依存度高达50%[33],每年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相关设备和缴纳专利授权费,才能满足我国的生产需求,尽管我国大力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一些产业链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转变,“卡脖子”难题制约着我国产业链向中上游攀升,同时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支撑,在关键技术上对国外过度依赖,导致我国产业链缺乏核心竞争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的局面。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中美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我国产业发展在核心技术方面的短板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并成为掣肘我国构建双循环新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阻碍。为了打压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美国政府出台管制框架,限制一系列核心前沿技术出口,还对其他国家和相关公司施加压力,阻止相关的先进技术、制造设备出口到中国,如半导体芯片、光刻机、工业软件等,另外,还断供华为、将诸多中国科技企业纳入实体清单,利用科技霸权对我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无理制裁,这些事例都表明了技术封锁的风险成了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安全隐患[34]。
当下正是我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革期,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但是在一些关键领域存在着被其他国家“卡脖子”的情况,技术封锁的风险破坏了我国产业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不仅导致我国产业发展处处受制于人,还直接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及综合实力的提升。
四 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衔接失效的风险
我国构建的双循环新格局是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际循环承担着促进国内循环,并和国内循环形成双向互动机制,形成共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局面。在构建双循环新格局过程中,既要重视国内循环的主体性,也不能忽视国际循环的促进作用,只有将二者有序结合起来,才能有利于加快双循环新格局的形成,更好地维护产业安全和破解经济的周期性,从而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实现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的有序结合,就必须将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有效地衔接起来,积极引导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对接,利用国际资本、先进技术来对国外进口的原材料和中间工业品进行生产、加工、组装,输出中间工业品或者成品,融入世界,借助国际大循环帮助我国产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提高我国产业发展水平,并向世界推广我国的领先科技,如高铁技术、核电技术等,开拓国际市场,利用国外市场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
由于我国还在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还有待加强,在构建双循环新格局过程中,隐藏着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衔接失效的风险。首先,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衔接失效的风险主要表现为国际资本的流动管控失效,推动经济脱实向虚,导致我国银行负债规模上升和影响证券市场波动,造成金融风险。其次,引进技术没有得到充分的消化吸收,导致我国企业对外国技术的依赖,降低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不利于我国企业技术创新,造成技术风险。最后,引进的产业链不能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无法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造成资源的浪费或者重复建设,导致要素错配的风险。另外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注意对国际金融风险、贸易摩擦风险、市场风险等风险的防范和管控,防止国际大循环中的风险通过传导破坏国内大循环的正常秩序,从而影响我国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进程。
四. 构建双循环新格局背景下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实现路径
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面临新一轮的调整和优化,既要着力推动经济发展,也要坚持底线思维,维系国民经济的安全,这就需要统筹把握安全和发展两件大事,将安全和发展作为同等重要的两个因素进行统筹考虑,而构建双循环新格局就是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的关键,维护产业安全和预防周期性风险,构建经济安全的稳固防线,确保顺利构建双循环新格局。
一 构建更加畅通无阻的内需拉动经济机制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本质要求就是以国内大循环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扩大内需为着力点,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释放潜在市场需求,形成新的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社会供需的再平衡,实现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这就需要构建更加畅通无阻的内需拉动经济机制,确保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无缝衔接,促进经济循环更加高效顺畅,有利于解决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防范经济周期性风险,维护经济安全稳定。
第一,借助数据要素化的发展趋势,促进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发展,重点解决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首先,要鼓励新型商业模式的创新与发展,破除制约创新创业的制度壁垒,降低创新创业的制度成本和风险,加大专项扶持力度,为数字经济发展和新型商业模式的创新培育良好的环境。其次,加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结合,推动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形成以用户体验为导向的新型制造业产品生产模式,推动消费升级。再次,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减少我国对化石能源的进口依赖,有助于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并且数字技术的发展有助于降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改变的不利因素,提高人口的劳动效率和降低体力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比例。
第二,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激发庞大的需求潜力,重点解决消费市场尚未打开的问题。当前,我国仍存在较大规模的农业转移人口[35],潜在的内需市场仍然具有可观规模,并且城镇化率还具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其消费市场也尚未完全打开[36]。首先,要完善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为城市落户提供更多便利条件,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给予支持,帮助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其次,推动新型城镇化要以产业聚集为基础,通过新型城镇化促进产业升级,放大产业的规模和溢出效应,吸纳更多农业转移人口。再次,推动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对中、低等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以及居民收入增速和可支配收入水平。最后,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按照“十四五”规划要求,培育一批都市圈和城市群,以此来带动区域产业升级和经济均衡发展。
第三,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政策协调机制,破除制度壁垒,为扩大内需促进内生动力提供制度保障,重点解决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更高层次的制度供给能够有效降低经济运行的不平滑性,降低交易成本,改善营商环境,使得生产要素能够得到优化配置,改善内需市场环境,有助于内生动力的生成。要实现更高层次的制度供给:(1)要约束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进一步简政放权,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政府服务工作的透明度;(2)加快对关键领域的立法工作,如隐私权保护、数字产权保护等,将制度供给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结合起来,解决社会中影响经济安全和发展的突出难题,使得制度供给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二 构建更加稳定安全的产业链供应链机制
构建更加稳定安全的产业链供应链机制是确保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业过快外迁、全产业链外迁和高端产业外迁等问题日渐突出,影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完备性,对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安全造成不利的影响,产业链供应链断裂的风险问题日益突出,对我国产业安全造成威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安全变得至关重要,对于维护我国社会经济秩序以及人民的根本经济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首先,深化产业用地制度改革,建立产业用地管理平台,进行统一调度和协调,优化产业用地的配置,促进产业用地市场的流通和健康发展。其次,强化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建设,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按照各地实际需求,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解决登记地和居住地不同的问题。畅通人才流通渠道,建立统一社保体系,并解决人才落户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完善金融服务体系,重点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同时,积极防范金融风险,加强对金融机构中不良资产的清理。再次,对于技术要素,要建立统一的技术交易和转让平台,加快推动技术市场化进程,建立长效的激励机制,并创造相对宽松的科研环境,赋予科研人员更多收益权和自主权。最后,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健全数据共享平台的建设,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加强数据资源定价和流通,以及数据安全保护。
第二,依托国内完备的产业链体系,加强产业链的集群优势。产业集群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途径,也是培养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37]。首先,完善产业链条,加强不同生产环节企业之间的链接和整合,补足短板,去粗存精,推动国内外产业链网络的完善和全产业链的延伸。其次,推动先进产业链集群发展,促进产业链向全球产业链高端攀升,重点扶持具有技术强、管理经验丰富以及辐射强的企业,通过延伸产业链条,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实现技术共享,从而推动产业链的集群发展。同时,支持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高科技中小微企业,满足不同需求客户的需要,促进细分市场的形成和繁荣。
第三,加快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管控体系,有效保障管控产业链安全稳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管控水平。首先,建立各个行业的产业链供应链数据监测体系,对相关主要企业的加工生产能力、生产自主可控性、对外技术依存度等数据进行定期评估和监测,并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的评估提供主要的数据,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较高的产业及时进行预警,积极防范产业链供应链断裂的风险。其次,降低产业链供应链的市场集中度,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市场范围,利用国际大循环与其他国家建立紧密的国际合作关系,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化布局。再次,加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管控水平,对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提供物流管理效率。此外,利用产业集群建设一批先进水平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进而辐射周边地区,带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整体水平的提升。
三 构建更加全面有效的核心技术创新机制
在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的剧烈动荡之中,科技创新始终是不变的话题,构建双循环新格局就是要以科技创新为新的驱动力,里面蕴含了通过科技创新来保障我国经济产业安全的核心要义,以实现产业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序进行。通过构建更加全面有效的核心技术创新机制,有力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降低对外技术依存度,打破长期以来国外技术垄断,有效管控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卡脖子”风险,对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通过国内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完备的产业体系,加快对产业链供应链中关键技术的完善,促进产业技术的整合和共享,巩固已有的技术优势,形成产业链供应链的技术支撑体系,以创新型领军企业为核心,加快新技术的研发、迭代、推广和应用。通过加大政策落实力度,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攻关,借助市场规模的优势摊低研发成本,降低科技创新的风险,有助于推动科研成果转化,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科技水平,实现自主可控,实现更高层次的产业链水平,推动我国价值链向着全球中高端价值链攀升,更好地维护我国产业链的安全。
第二,加快对核心技术的研究突破,针对“卡脖子”问题,集中国内的企业、高校以及研究机构的科研力量进行集体攻关,继续加大研发创新投入,增加基础研究经费支出,积极引进领军人才,加大对本土优秀人才的培养,打造出一支可以支撑我国进行产业升级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科研人才队伍。鼓励社会资本对核心技术企业的支持以及上下游关联企业的投资,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资本化、市场化,同时加大对科研人员的激励政策,如赋予科研人员在科技创新成果中的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建立科技创新成果托管平台,增强科技创新成果的变现能力[38]。完善产权保护机制,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促进创新创业。加快部署前沿科技研究以及新兴产业战略的布局,掌握科技发展的趋向,有利于我国占领未来科技发展的高地,推动我国在下一轮工业革命中占据先机。
第三,优化科技创新环境,建立完善的科技创新保障制度,培育具有长效、可持续性的科技创新能力。建立科学的科技创新评价体系,改变长期以来以论文为导向的科研评价体系,建立更加多元、更加科学、更加系统的科研评价体系,以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前瞻性、原创性以及是否有助于巩固我国科技安全为主要评价标准,注重科技创新的质量而非数量。还应该建立宽松的科研环境,通过科学合理的评估,允许科研结果成败的存在,改革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提高经费使用的灵活性,加大绩效激励力度,提高间接费用比例以及增加科研绩效支出,提高科研人员的收入。另外,加快实施科研经费包干制,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的积极性。
四 构建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经济衔接机制
我国要保证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顺利实施,就要充分协调好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之间的衔接关系,既能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来满足国内经济活动对于资金、技术的需求,有助于保障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确保产业安全,实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促进经济内循环,巩固我国经济安全基础,促进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安全体系,并能借助国际市场,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培养我国产业核心竞争力,有助于建立更为稳定安全的产业链供应链,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将有助于我国经济更加紧密地和世界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深度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攀升,既缓解了周期性问题,又能进一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第一,引导国际资本的有序流动,积极引进我国存在技术短板的先进技术,借助国际资本和技术要素,优化我国内循环的资源要素的配置机制,加强对产业链供应链的资金技术投入,推动我国产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培养核心竞争力,提高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同时,要防范国际流动的负面效应,防止国际资本的流动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有效管控金融风险。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增强科研攻关,摆脱核心技术对国外的依赖,培养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建立自主独立的核心技术体系,维护我国经济发展的安全稳定。以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为目标,加强与国际组织合作,并建立更为广泛的经贸关系,营造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不仅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还有利于国内经济充分进行风险的对冲和转移,为我国经济安全风险的管控和监测提供保障。
第二,构建更加积极开放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体系,要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并深度参与其中,“一带一路”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就是很好的例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顺利签订标志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取得了重大突破,这表明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仍然是主流,这些措施都很好地促进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实现价值链的跃升,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广阔的海外市场,保障了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稳定[39]。要积极引进外资、技术,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充分把握国内国外两种市场,两种资源,互相融合促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经济效率。通过设立自由港,自由岛等更高水平的自贸区来吸引外资、技术进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向更高水平优化调整,通过推动人民币跨境交易,加快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促进国际资源要素更快地跨境交易,降低交易成本,同时也有利于维护我国的金融稳定。
五. 结语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运用社会再生产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来阐述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本遵循,立足于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内在逻辑,分析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及经济风险(包括内生动力不足、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国外技术封锁和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衔接失效等风险),结合实际,从扩大内需、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技术创新和促进国内外经济衔接等四个方面统筹协调相关政策,以防范化解经济风险,确保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的顺利实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立足于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根本性转变,对发展理念和思想及时作出调整,强调坚持底线思维,防范经济风险,要求把安全意识融入党和国家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将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作为开展经济工作、完成各项国民经济任务、推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实现的重要支撑。要充分意识到发展与安全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促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高效互动,有效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协调推进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战略部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保障。
-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习近平主持[EB/OL]. (2020-05-14)[2021-10-18]. 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514/c64094-31709431.html. [2] 金碚. 安全畅通: 中国经济的战略取向[J]. 南京社会科学, 2020(6): 1-8, 22.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NJSH202006001.htm [3] 胡博成, 朱忆天. 从《资本论》到新时代: 马克思空间生产理论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7(2): 214-224.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CDSK202102019.htm [4] 付春光, 叶泽樱. 马克思产业安全思想研究[J]. 学术界, 2018(11): 151-161.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SJI201811013.htm [5] 马克思. 资本论: 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6] 马克思. 资本论: 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7] 郭朝先.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工业发展主要成就与基本经验[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8(6): 1-11. doi: 10.12120/bjutskxb20180601 [8] 马克思. 资本论: 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34. [9] 王璐. 危机的理论与理论的危机: 马克思经济学的视角[J]. 南开经济研究, 2020(4): 3-23.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NKJJ202004001.htm [10] 李秀辉, 韦森. 重温马克思的货币、信用与经济周期理论[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5): 157-173.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DZS202105017.htm [11] 齐昊, 潘忆眉, 王小军. 中国的不平衡增长周期: 基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分析[J]. 世界经济, 2021, 44(6): 3-26.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JJJ202106002.htm [12] 刘洪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42(7): 143-151.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XNZS202107018.htm [13] 黄群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深刻内涵、时代背景与形成建议[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1(1): 9-16. doi: 10.12120/bjutskxb202101009 [14] 宋国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重大理论研究迫在眉睫——研究意义、关系、主题及展望[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8(2): 17-25. https://journal.bjut.edu.cn/bjgydxxbskb/cn/article/id/e53f9c4d-099a-4ab1-b2c8-9fbfa880453b [15] 高培勇. 构建新发展格局: 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前行[J]. 经济研究, 2021, 56(3): 4-13.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JYJ202103002.htm [16] 任保平. 在新发展格局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1(6): 28-33.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RMXS202106006.htm [17]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 (2021-01-11)[2021-10-20]. https://www.ccps.gov.cn/xtt/202101/t20210111_147076.shtml. [18] 吴璇. 正确理解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的科学内涵[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8-12-19(12). [19] 何自力. 构建"以我为主"新发展格局势在必行[J]. 人民论坛, 2021(2): 16-19. [20] 高培勇.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N]. 经济日报, 2020-10-27(11). [21] 朱富强, 朱鹏扬. 经济增长的根源: 投资推动抑或消费拉动——一个思想史的梳理和辨析[J]. 财经研究, 2016, 42(2): 50-62.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CJYJ201602005.htm [22] 郑之杰. 关于提升GDP"质量、结构、效能"的思考[J]. 经济研究, 2015, 50(1): 20-22.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JYJ201501011.htm [23] 本报评论员. 遏制中国注定是徒劳之举[N]. 人民日报, 2021-09-02(03). [24] 蒋瑛, 黄其力. 有效投资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机理研究[J]. 求是学刊, 2021, 48(3): 75-85.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QSXK202103009.htm [25] 2020年我国进出口总值32.16万亿元同比增1.9%[EB/OL]. (2021-01-15)[2021-10-20]. http://www.gov.cn/xinwen/2021-01/15/content_5580075.htm. [26] 戴翔. 危机冲击、贸易波动与中国经济增长[J].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2(3): 5-12.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DWMY201203000.htm [27] 钱学锋, 胡宗彪. 增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8-05-23(04). [28] 潘为华, 贺正楚, 潘红玉. 习近平关于产业链发展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4(4): 67-75.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XTGS202104010.htm [29] 李虎平. "修昔底德陷阱"与中美太空互动[J]. 国际展望, 2021, 13(6): 80-104, 148-149.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GJZW202106005.htm [30] 蓝庆新, 汪春雨, 郑学党. 双循环格局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现实与对策研究[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53(1): 132-145.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YNSF202101018.htm [31] 邓曲恒, 刘洪愧, 王琼.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原则、挑战与政策重点[J]. 学习与探索, 2021(12): 103-112.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XXTS202112013.htm [32] 郭铁成, 张赤东. 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究竟是多少[N]. 学习时报, 2011-11-14(07). [33] 专家: 中国核心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50%[EB/OL]. (2015-12-22)[2021-10-20]. https://finance.huanqiu.com/article/9CaKrnJSx4K. [34] 周立. 中美贸易争端: 技术封锁与保护主义[J]. 国际经贸探索, 2018, 34(10): 88-104.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GJTS201810007.htm [35] 邓仲良, 张车伟. 新发展格局需要怎样的人口发展格局[J]. 中国发展观察, 2021(2): 16-19.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FZGC202102010.htm [36] 焦方义, 张东超. 新型城镇化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机制与路径[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49(4): 1-7.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XJDB202104001.htm [37] 徐玉德.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J]. 红旗文稿, 2021(10): 30-32.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HQWG202110007.htm [38] 张晓涛, 郭蕊. 在习近平科技创新思想指引下推进我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J]. 科学管理研究, 2018, 36(1): 26-29.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KXGY201801007.htm [39] 李晓. "双循环"需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1): 13-17.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LKXB202101004.htm -
期刊类型引用(6)
1. 郭冠清. 经济安全治理体系的生成逻辑和实现路径.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05): 77-90+2 . 百度学术
2. 刘忠轶.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湖湘论坛. 2024(03): 74-81 . 百度学术
3. 仇焕广. 新发展格局下畅通城乡要素流动:理论逻辑、内在要求与施策重点. 天津社会科学. 2024(04): 75-83+176 . 百度学术
4. 丁忠毅,杨胜鹏.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之维. 治理现代化研究. 2024(05): 43-52 . 百度学术
5. 刘远亮.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创新逻辑与价值意蕴. 兰州学刊. 2024(10): 28-37 . 百度学术
6. 孔陇,赵福昕. 新发展格局下提升产业链韧性的内涵、耦合逻辑与实践. 财会月刊. 2023(24): 135-139 . 百度学术
其他类型引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