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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及其时代价值

陆卫明, 王子宜

陆卫明, 王子宜. 新时代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及其时代价值[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2(3): 23-39. DOI: 10.12120/bjutskxb202203023
引用本文: 陆卫明, 王子宜. 新时代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及其时代价值[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2(3): 23-39. DOI: 10.12120/bjutskxb202203023
LU Weiming, WANG Ziyi. Xi Jinping′s Important Statements on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and Its Time Value[J].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2, 22(3): 23-39. DOI: 10.12120/bjutskxb202203023
Citation: LU Weiming, WANG Ziyi. Xi Jinping′s Important Statements on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and Its Time Value[J].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2, 22(3): 23-39. DOI: 10.12120/bjutskxb202203023

新时代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及其时代价值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6ZZD05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7ADJ007

详细信息
    作者简介:

    陆卫明(1964—),男,西安交通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当代中国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子宜(1997—),女,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 中图分类号: D61

Xi Jinping′s Important Statements on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and Its Time Value

  • 摘要:

    基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共同富裕的一系列论述进行梳理研究。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中国传统“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初心使命与新时代现实条件的有机融合,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业已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地位体现在: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的重要使命; 实现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包括: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方位共同富裕,靠共同奋斗实现共同富裕,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是: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循序渐进; 推动共同富裕的具体路径有: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公共服务均等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且富有创造性,体现出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实践性与创新性相统一、长期性与阶段性相统一、整体性与具体性相统一的重要特征,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

    Abstract:

    Based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a series of expositions on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ere sorted out and studied. The Marxist thought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al ideal of "the world is for the public",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he original miss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or a century of struggle and the real conditions of the new era constitute the generation logic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statements on common prosperity. This series of expositions has formed a rigorous ideological system.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socialism,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mportant feature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the Party; the connotative features of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nclude: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people, common all-round common wealth by working together and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stage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are: encouraging diligence and innovation to get rich, adhering to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doing the best to do what can be done, and adhering to the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specific paths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are: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uilding an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that reflects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equalizing public services, and consolidating the resul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Xi Jinping′s important statements on common prosperity are rich in connotation and creativity, reflecting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ty of party spirit and people′ s nature, the unity of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the unity of long-term and phased nature, and the unity of integrity and specificity, which are significant in time value.

  •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实现共同富裕作出了一系列论述,为新时代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1]迄今为止,学术界针对共同富裕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但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系统深入的研究尚处于始初阶段。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两个薄弱环节:一是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具体内容及其对毛泽东、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发展的阐述,而对其生成依据与重要特征尚缺乏深入剖析,对其时代价值的研究也欠缺理论深度与宏观视角; 二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节点上以更大力度对共同富裕做出一系列新判断、新要求和新部署,对此学术界尚未展开新的深入研究。系统梳理并准确把握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对于新时代进一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均有着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拟通过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与分析,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视角,系统阐述其生成逻辑、内容体系、基本特征、时代价值,并通过中西方理论对比,突显出其独特的理论品质与优势。

    理论是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必要性交织而成的时代回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丰富发展,是对中国传统“天下为公”理想的创新发展,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初心与使命的逻辑传承,也是基于新的历史方位下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大理论创造。

    马克思、恩格思、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并未直接使用“共同富裕”的概念,但是其思想中的确包含着关于共同富裕的价值蕴含、实现条件、重要原则和基本特征等丰富内容,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根本理论依据。

    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共同富裕是一个极为重大的理论命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大根本原则,决定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目标与宏伟蓝图。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以最大多数人的整体利益为根本出发点,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天然的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这一政治立场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目标。马克思在对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构想中,强调了共同劳动与公平分配的原则,蕴含着共同富裕的深刻内涵。他指出:“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2]326列宁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定义中,明确将共同富裕作为其重要原则,指出:“我们要争取新的、更好的社会制度:在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里不应该有穷有富……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就叫社会主义社会。”[3]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4]的理论论断,充分肯定了共同富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作为价值目标的战略地位。

    实现共同富裕,是各个社会主义流派的一大共识。然而空想社会主义往往将“自然权利”“人性”等先验的和抽象的资产阶级法理作为论证共同富裕合法性的理论前提与方法,并将这种合法性论证混同于必然性论证,这种方式不可能科学论证实现共同富裕的合法性与必然性。理论必须建立在符合现实的基础上才能成为科学。马克思主义对共同富裕合法性与必然性的论证,就是建立在客观现实而非先验抽象上的兼具规范性与实证性的双重分析。马克思主义发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掩盖的剩余价值,批判了把“工资、利润和地租”作为合理的道德的分配方案的虚幻性与虚伪性,为按劳分配、追求共同富裕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同时,在现实世界中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并指出其追求资本积累与无限扩张的根本逻辑及其走向灭亡的趋势,科学地论证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在对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与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奠定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并将之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明确规定了下来,成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不仅论证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必然性,而且还找到了将共同富裕由空想变为现实的钥匙。马克思在阐述未来理想社会制度时指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首要步骤,就是要“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2]326,明确了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地位。列宁也明确将提高物质生产力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的根本任务。同时,马克思将私有制作为两极分化的制度性根源,特别强调了公有制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将“消灭私有制”作为共产党人的纲领。列宁也强调将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实现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重要条件,指出:“必须进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所准备起来的社会革命,即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把它们变为公有财产。”[5]阐述了实现公有制在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公有制也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描述中,包含着对共同富裕基本特征的具体阐述。一是对共同富裕的理解超越了物质层面,并赋予了其精神内涵。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类的本质的异化时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6]670,将充裕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共同作为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具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丰富内涵。恩格斯也指出:“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6]724将共同富裕内涵拓展为所有人的一切“合理需求”的越来越大的满足上。这些都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共同富裕内涵的多样性与全面性理解。二是马克思主义在论证实现共同富裕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也说明了其实现过程的艰巨性与长期性。中国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能脱离具体的客观条件,必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否则就会事与愿违,欲速不达。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虽然有其历史进步性,但这种未排除先天禀赋与后天机遇的社会,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共同富裕,只有经历漫长而又艰巨的历史发展后,才能最终到达“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同富裕社会,揭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

    总之,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明确规定了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并科学地阐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必然性与一系列方法论原则,当然由于时代条件所限,马克思、恩格斯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路径并未做出过多阐述。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为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奠定了理论基础; 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现实条件,不断丰富发展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并对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作出了一系列新的阐释,突显了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理论品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着的共同富裕理念,对中华民族潜在心理结构和思想文化有着重要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深深地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以民为贵”的民本思想、富民惠民的治国智慧和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成为其深厚的文化渊源与思想养料。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大变革使得氏族式的社会制度和“井田制”的土地制度逐渐被打破,社会的贫富差距与阶级分化愈发导致人们对平等分配物质财富的朴素向往。儒家将理想化了的“三代”作为理想社会的模板。随着儒家成为中国传统主流思想,“天下为公”逐渐成为了中华民族价值追求。自汉以降,不论是王莽试图重建“井田制”,抑或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还是各类农民起义中“均贫富”的纲领与口号,都显现了中华民族对这种价值理想的推崇。当然,这种社会理想产生于生产力发展低下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封建制度下,并试图依靠“圣人”降世而非组织群众来实现,因此只能是空想而已。近代,孙中山先生也高扬“天下为公”的大旗,创立了三民主义学说,对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到了巨大的号召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批判性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天下为公”理想,指出共同富裕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4],揭示了中华民族对于共同富裕的共同期盼,并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任务。

    “以民为贵”的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最大特色。历代志士仁人具有承接道统的历史使命感,既传承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民本思想传统,又肩负着“匡扶社稷”的治国重任,进而发展出了爱民、恤民、保民、富民的治国智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正是中国志士仁人责任担当的生动写照。当然,民本思想虽然对统治者有一定程度的约束作用,但从本质上讲,它是封建专制社会下统治者的统治思想与工具。习近平总书记批判性地汲取了中国传统“以民为本”的思想智慧,并将之发展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与义务,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济世情怀。一方面,引用“民之所盼,政之所向”[7],以阐明共同富裕对于提升人民幸福感的重要价值; 另一方面,又引用“治国之道,富民为始”[8],以强调实现共同富裕对中国稳定发展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时候讲,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现在就是要服务人民。”[9]将人民本身作为治国理政的最终目的,实现了历史性的超越。

    追求公平正义(平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重要价值。从中国文化的“大传统”来看,各个思想派别都对“平等”有着丰富阐述: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经济平等,“有教无类”的教育平等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德性平等; 法家强调法律意义上皇权之外的人人平等; 道家强调万物平等、宇宙同一的平等; 墨家则强调“兼爱”的无等差平等。从中国文化的“小传统”来看,民间也自发形成了丰富的平等观念,如政治层面“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等贵贱”、经济层面“均贫富、等富贵”等朴素思想因子。当然,虽然这种平等观念具有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性,但也在集体潜意识层面上塑造了中华民族对共同富裕的价值认同,有助于共同富裕社会共识的生成。习近平总书记也曾以“不患寡而患不均”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平等价值取向,内在地蕴涵着中国传统公平正义的积极思想因子与价值理念,并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突显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深刻底蕴。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旗帜鲜明地制定了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目标,宣誓了带领人民实现国家独立、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从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矢志不渝实现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艰苦奋斗史。

    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国主权破坏、经济凋敝、广大人民生活苦困之际。与其他政党有所不同,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使命型政党,领导人民为建立独立、自由、统一、民主、文明、富强的新中国进行了坚持不懈的英勇奋斗,自觉地顺应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对外谋求国家独立统一的同时,对内开展阶级斗争,极力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促进共同富裕。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注意到农村的阶级问题,领导工农大众进行反压迫和反剥削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进而在农村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革命,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努力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在日本全面侵华之际,中国共产党建立并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领中国人民对外抗击日本侵略者,对内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把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开展了彻底的土地革命,解决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民生问题,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社会条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始终坚定不移地将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目标,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共同富裕进行了重要探索。在理论上,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便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社会制度所带来的富应该是“共同的富”[10],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重要发展目标。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要缩小三大差别,又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11]和“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 [12]130的重要原则,理顺了积累与消费、国家富强与人民富裕的正确关系。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毛泽东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历史经验教训时,强调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较长的历史过程,指出:“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12]302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有了初步认识。在实践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人民迅速恢复经济创伤,逐渐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制定了各项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政治基础与物质条件。

    1978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邓小平对于共同富裕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一是认识到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性作用,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破除了僵化的体制机制,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经济基础; 二是明确把共同富裕提高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最大优越性的战略高度,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3]; 三是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和“波浪式发展”[14]的发展形式,为实现共同富裕指明了具体路径。在此基础上,江泽民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不能动摇的根本原则与本质特征,并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15]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指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16]同时,他提出要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促进共同富裕。这一切均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对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作了一系列富有原创性的阐发,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上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历史承继关系。

    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国际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国内新发展阶段下的新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这个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17]将共同富裕作为新时代的突出内容,并作出了一系列新论述。

    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共同富裕已成为了新时代的“中心课题”[13]。实现共同富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概括[18]。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19]突显了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下推动共同富裕的紧迫性。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人民的不懈奋斗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获得历史性的跃升,城乡居民收入与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为实现共同富裕夯实了强大物质基础与现实条件; 另一方面,我国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所造成的贫富差距等问题,已经成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因此推动共同富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已经刻不容缓。

    随着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通过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进而消灭相对贫困的历史任务就随之凸显了出来,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中国共产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又一大新的时代任务; 同时,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其重要性必然要在实践过程中充分显现出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指出:“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20]。《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强调将共同富裕作为经济发展的“必须遵循的原则”[21]与发展目标,明确了共同富裕在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用较长篇幅集中阐述了共同富裕的战略地位、基本原则与实践路径,提出“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19],突显了共同富裕在新发展阶段中的现实紧迫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22]强调了共同富裕在新发展阶段中的重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社会生产力极大提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社会流动性下降、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加大等社会问题。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升级在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也对收入分配与就业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因此,我国必须通过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正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提升广大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根据中国新发展阶段与社会条件的变化,提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3],这从根本上就要依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进而实现居民收入普遍增长、释放消费潜力而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来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是基于国内外形势新变化、中国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新的历史任务与新的时代需求的理论创新,深刻彰显出科学性与开放性相统一的理论品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新的历史方位与现实条件,在共同富裕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论断、新理念和新要求,逐渐形成了包括战略地位、具体内容、基本原则和重要举措为主体框架的系统性内容,为新时代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科学指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国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对共同富裕战略地位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思想,明确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4]并深化了这一重要思想,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定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原则,强调“如果丢掉了这些,那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25],指出共同富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角度阐发共同富裕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原则。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将“走共同富裕道路”[26]列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之一。

    中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一大重要区别就在于根本目的的不同。与西方依靠自由市场和全球扩张下资本主义无限增殖的“资本至上”发展模式不同,中国自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发育不良进而走上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目的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根本宗旨具有同一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0]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与发展逻辑。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将共同富裕作为经济发展的最终判断标准,在征求党外人士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意见时强调:“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27]为中国经济发展规定了共同富裕的根本方向与客观标准,极大丰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价值认识。

    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断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目标与情感动力。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化,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的。因为现代化必须建立在独立、统一、和平的现代国家的基础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便开启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最早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大命题,继承、丰富与发展了邓小平“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命题。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22]明确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目标。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集中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其中一大重要特征就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首次将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加以阐发,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又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9],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认识。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中明确提出:“我们始终坚定人民立场,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8]这是基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大新的时代要求与历史使命,将共同富裕与中国共产党的职责相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时代体现。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与时俱进地深化了对共同富裕内涵特征的科学认识,为制定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与实践举措奠定了理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8]“不是少数人的富裕”[19]“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29],将受益对象指向全体人民,是人民至上执政理念的典型体现。这里的“一个也不能掉队”包括各个地区、各个民族以及各个特殊群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偏远贫困地区的调研考察中,多次强调带领“老乡”脱贫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 在给云南省沧源县边境村的老支书们的回信中,勉励老支书们要将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富裕作为工作重点之一; 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要“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30]。这些论述均深刻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全民性内涵。

    对共同富裕的全面性理解,是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重要特征与理论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共享理念时指出:“共享发展就要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4]不单纯将共享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将它拓展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体现了其宏阔的理论视野。2021年5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建立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并提出了共同富裕在物质、精神、环境、社会和公共服务层面上的五大具体要求,反映了对共同富裕内涵特征的全方位认识。2021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又进一步强调了共同富裕是物质与精神层面上的双重富裕。所有这些都深刻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内涵的全方位立体认识。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政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19]明确将全体人民作为共同富裕的实践主体和依靠力量,并强调要“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19],为全体人民共同奋斗提供社会条件和制度保障。2021年8月26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韩文秀副主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文献新闻发布会上说,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这是根本途径”[31]; 他在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时又指出:“共同富裕没有捷径,不是变戏法,必须靠14亿多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来实现。”[32]将共同富裕与“吃大锅饭”区别开来,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将中国人民作为共同富裕的奋斗主体的深刻体认。

    中国是个大国,不能犯方向性错误。由于中国国情复杂,各地区发展也不平衡,任何小问题都有可能演变为颠覆性错误。因此在制定具体政策过程中要因地制宜,稳步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19]“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4]“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19],指出这个实现过程要经历由低到高、由不均衡到均衡的发展阶段,阐明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渐进性,从而制定了“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19]的推进方式,并具体提出了三个阶段的战略安排,为实现共同富裕指明了正确方向。

    方法论原则是理论与实践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系列重要原则的论述,为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遵循。

    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也是人的本质属性。在全社会鼓励劳动、尊重劳动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将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一大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时代体现,区别于并超越了西方所谓的“福利社会”; 强调要通过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权利公平,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防止“内卷”“躺平”“阶层固化”,要增强劳动者发展能力、致富本领、反对“养懒汉”,要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重点鼓励合法经营,从而营造更加积极健康的社会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坚持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33],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在所有制方面,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强调公有制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主导作用,提出“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34]的重要论断,同时强调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成长;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历史性地将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又多次强调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政府宏观调控作用; 在分配制度方面,《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我们努力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1]十分重视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构建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思想方法。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实际国情,在现实条件的基础上制定推动共同富裕的政策方针,强调将能做的事都做起来,不能裹足不前、铢施两较,指出“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4],并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将这一思想概括为“尽力而为量力而行”[19]的基本原则。

    物质生产力高度发达和物质极大丰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这意味着实现共同富裕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过程。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充分估计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将实现共同富裕看作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 [19],体现了目标意识与过程意识的统一,正是基于对实现共同富裕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与量变质变辩证关系的正确把握,指出“办好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 [19],要“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4],强调要有耐心,一件事一件事地办好,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才能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既是一个根本理论原则,也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注重认识世界,更加注重改造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不仅阐述了共同富裕的战略地位、内涵特征、基本原则等理论内容,还阐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实施路径与具体举措,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注重实践性的理论品质。

    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基于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正处在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重视发展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特别强调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价值。所谓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是为了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19],明确了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与努力方向,强调要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并将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作为促进区域平衡的重要方式; 同时,还强调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相协调的发展路径,为促进发展的协调性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19]中等收入群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与稳定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直接手段。习近平总书记抓住重点、精准分析,重点列举了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进城农民工、公务员,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基层职工这几类有望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人群,并分别阐述了其对应政策,强调着力推动更多低收入群体迈入中等收入群体。此外,合理调节过高收入是防止两极分化的有效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中明确指出,要调节不合理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并将税收作为其重要手段,强调要进一步研究完善个人所得税、资本所得税和消费税; 与此同时,还以试点工作为切入口,有效推动了房地产税加快落地,切实推动共同富裕。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十分注重对教育、医疗、养老方面的普惠性和兜底性救助体系的完善,始终明确“房住不炒”的定位,强调了住房保障的重要性及其策略。中国各区域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城乡教育、养老和医疗等公共服务差距较大,给各地政府公平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带来了一定难度。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逐步缩小职工与居民、城市与农村的筹资和保障待遇差距。” [19]坚持缩小城乡民生保障与社会救助的标准差异,加强低收入人群生活保障,深刻体现了维护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重要原则。

    彻底消除城乡差别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想,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消灭农村绝对贫困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又一生动体现。目前,我国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全面脱贫,然而农村发展基础依然较为薄弱,农村依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与难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19],强调了解决“三农”问题的艰巨性与迫切性,指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8],提出要将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为推动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指出要通过加快农村产业化与盘活农业资产以推动农村居民致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以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为理论根基,以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对大同理想的共同期盼为文化基因,以中国共产党艰难求索的百年历程为情感动力,以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现实条件为现实情境,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

    实现共同富裕既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使命所决定的,又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广大人民利益的价值选择,深刻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价值理念。

    政党的政治属性决定着政党的行为模式与行动遵循。全人类解放是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基本前提,因而人民性内生于无产阶级政党党性中。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重要特征,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35]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36]。中国共产党既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又是全民族和全国人民的先锋队,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特征,实现共同富裕正是这一重要特征的典型体现。

    生于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之际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宗旨使命的必然逻辑结论。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发展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从党的初心使命与根本宗旨的角度理解共同富裕,指出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8]。在社会贫富差距问题凸显之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未因害怕误解和质疑而有意回避共同富裕问题,反而强调:“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37]并将实现共同富裕的艰巨责任揽下,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责任担当。

    只有把党的领导与全体人民的共同奋斗结合起来,才能真正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充分信任人民力量,将全体人民作为共同富裕的实践主体; 另一方面,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38]。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共产党终身为之奋斗的重要目标,其实现过程也必然要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作为其根本政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南阳市考察时指出:“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和党员干部的作用……团结带领群众向着共同富裕目标稳步前行。”[39]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关键作用,阐明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领导者与依靠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重要思想,植根于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伟大实践过程中的重要理论创新,具有实践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重要特征。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实践为认识的来源、目的归宿、根本动力与检验标准,强调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思想方法,明确指出要“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40]。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正是在这种认识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得到了不断充实与丰富发展。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脱贫攻坚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举措,在深度治理贫困的过程中结合实践不断推出新论断、新方法、新路径,提出了“精准扶贫”方略和“扶贫先富扶智”等重要论断,概括了“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指标,并将这些经验理论运用到脱贫攻坚中。在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继续强调要充分总结脱贫攻坚经验,并要在推动农民共同富裕时发挥重要作用,充分彰显了坚持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重要思想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是方向性、纲领性和原则性的指引与方法论的指导,指明了前进方向与奋斗目标,为实践创新和理论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 同时,其中囊括了鼓励实践创新的重要内涵,多次强调全国各地要不断探索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经验,将“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19]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方法之一,并强调要鼓励基层进行实践创新,赋予了开展共同富裕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充分的开放空间。

    共同富裕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期许,也是世界性难题。但是,至今为止,人类社会依然没有任何现成理论与直接经验可以套用。因此我国推动共同富裕必须要经过长时间摸索,建立共同富裕示范区试点就是其中的重要方式。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推进共同富裕试点对改革工作的重要方法论意义。2021年5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正式落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阐明其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发展目标以及具体重大举措,并鼓励示范区积极推动实践创新,这样能在不影响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形成重要实践经验,极大地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进程,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

    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也不能因专注理想而空谈误国。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就是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论者,始终坚持实现共同富裕的崇高理想,又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充分遵循现实条件,强调要将共同富裕理想逐步变为现实,彰显了长期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理论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中指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现实任务。”[22]把长期目标与现实目标相结合。一方面,强调共同富裕是长期任务,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尊重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实际,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立足长远,不要好高骛远,不能急于求成; 另一方面,又强调共同富裕是现实任务,并指出既要在现实生活中逐步推进共同富裕的发展进程,不能无所作为,也要从人民最关心的现实物质利益入手,“让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广大人民现实生活中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41],逐步探索推进共同富裕的具体现实路径。

    实现共同富裕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长期追求的价值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现实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不同场合阐述了共同富裕对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价值性目标,不论在何时都始终坚持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科学的理论为将共同富裕由理想变为现实提供了强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指导意义,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在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中始终坚持物质决定意识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强调从现实条件与实践要求出发,实事求是地制定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与政策方针; 始终坚持唯物史观关于发展生产力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原则,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还提出了一系列将共同富裕由理想变为现实的科学思维方法,系统谋划了共同富裕的总体布局、战略安排与重大举措,具体回答了“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等一系统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体现了辩证思维、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和底线思维,是使共同富裕由长远理想变为现实的实践指南。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既有宏大叙事的理论构架,又有具体而微的丰富内涵,体现出整体性与具体性相统一的理论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论述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实现共同富裕”“什么是共同富裕”以及“怎样实现共同富裕”这三个关键性问题,从本体论、实践论和价值论的高度分析和阐述了共同富裕的科学思想,形成了具有整体性的理论结构。一是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党的重要使命四个维度深入阐述了共同富裕的价值定位与战略地位; 二是明确了共同富裕的受益者、领导者、依靠力量、实施途径等一系列内容; 三是对共同富裕做出了整体性的规划部署,并指明实现共同富裕的推进进程。这三个方面层层递进、相互依托,共同构成了具有整体性的理论结构,并体现了整体性的思维特征,将共同富裕视作是一个总体的概念与全局性的问题。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样,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是对全社会而言的……要从全局上来看。”[19]强调共同富裕“总体概念”“是对全社会而言的”。对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也以全局式的战略眼光,将实现共同富裕放置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格局中考虑,十分注意共同富裕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互动,重视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扶贫、东西部协作等举措,加强各个地区生产要素与全国市场的整合以实现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不仅有宏观的整体性思考,也具有丰富的具体性举措。比如,将共同富裕分解为多个阶段性具体目标,指出了推动共同富裕的具体步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初步制定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表及其阶段性目标,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其具体要求,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又将其明确为“三个阶段”的具体步骤。又如,根据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丰富发展共同富裕的具体内涵,并强调要制定具体的行动纲要和具体考核评估办法,推动共同富裕在实践中尽快落地; 再如,指出“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19]。阐明了共同富裕与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同一性,不仅将共同富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整体联系起来,更将其与每个中国人相联系,突显出对具体个人的关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新发展,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解决世界性贫富差距问题和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都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与社会实践,对共同富裕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具有独特的理论创新,极大地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方法论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有着丰富的原创性理论观点,为构建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体系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一是将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共同富裕的价值定位,成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深入具体系统地阐述了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与基本原则,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科学认识,为制定推动共同富裕的政策方针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是制定了更加明确的阶段目标要求和战略部署,完整勾画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表与路线图; 四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两大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具体阐述了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的方法原则与实践路径,提出了作为共同富裕重要体现的共享理念,并将其作为新发展阶段的指导方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结晶。习近平总书记在共同富裕论述中深刻突出了中国因素,指出:“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4]阐明了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双重价值基础,将共同富裕目标融入中国人民的百年斗争史中,突显出了共同富裕在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始终如一的重要战略地位。

    西方关于治理贫富差距理论往往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对贫富差距的形成机制进行实然性研究; 另一种是边沁的“功利主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社群主义等以抽象和空想的理论假定作为前提,进而对共同富裕做出所谓的规范性研究。尽管这些治理思想中也具有某些合理的因素,然而大多是“学院式”研究,要么以空洞概念与抽象范畴论证共同富裕的应然性,但却缺乏切实可行的实践手段; 要么建立起一套空中楼阁的美好设想,但却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要么只关注其形成机制,但却缺乏有效的治理办法; 要么只是从分配领域入手,而没有涉及到更为根本的所有制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均反映了西方治理思想固有的局限,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它本质上仍属于资本主义思想体系,难以突破其政治立场的局限与阶级利益的藩篱,因此也难以真正解决共同富裕这一世界性难题。

    相对于西方贫富差距治理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在方法论上,从现实出发,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实践举措,并在现实中取得了切切实实的巨大成就,大大弥补了西方贫富差距治理理论中实践效用不足的问题; 在内容上,从物质、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几方面,多层次、全方位地阐释共同富裕的丰富内涵,极大超越了西方对于贫富差距治理只局限于经济分配问题的简单化、片面化理解; 在价值上,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制高点阐释共同富裕问题,从根本上回答了共同富裕的实现何以可能与如何实现的关键问题。这是西方贫富差距治理理论所无法触及的理论瓶颈,充分显示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科学性、真理性、时代性、开放性、人民性、实践性的理论特色,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显著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夯实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科学指南,对于凝聚共同富裕社会共识、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基础、促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等方面均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凝聚社会共识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已经成为不言自明的集体共识。然而,由于新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等国内外错误思潮的冲击与影响,关于共同富裕的一些关键性原则问题还存有争议,甚至有不怀好意之人将现实问题与共同富裕理想混淆起来借机抹黑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更加殷切具体地阐述了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安排,深刻阐明了共同富裕的基本立场、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和基本路径,并且构建了一整套关于共同富裕的中国话语体系,唤起了中国人民关于共同富裕的集体意识与情感动力,在社会上引起了积极讨论并得到了广泛认同,形成了先富带动后富的强大合力和社会舆论。这些关于共同富裕战略地位与基本原则的阐述,还澄清了一些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共同富裕问题上存在的某些模糊认识,有效克服了急于求成的激进心理和视为畏途的消极心理,在舆论场上起到了一锤定音的关键作用,促进了共同富裕集体共识的形成。

    中国历代王朝的灭亡往往都是由于贫富差距太大,在“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巨大贫富背景下被农民起义所推翻,以至历代王朝总是处于“一治一乱”的历史周期律的支配之中。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是破解“历史周期律”的一大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共同富裕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重要关系,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37]不仅从价值层面上指出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性,而且还从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长期执政基础的现实角度突出了共同富裕的必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也是对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庄严宣誓,深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效提升了党员干部的历史使命感,极大加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感,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基础有着重要意义。

    “共同富裕具有发展导向和目标约束的作用”[4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一系列论述明确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指明了方向。一方面,共同富裕本身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同一性; 另一方面,推动共同富裕,将发展成果与个人幸福联系起来,对于提升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实现中国经济结构顺利转型有着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共同富裕是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19],深刻揭示了共同富裕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重大的推动作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十分重视世界各国共同富裕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这一思想的重要体现,指出了贫富差距的制度性因素,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本国的共同富裕制度提供了重大理论启示,为解决世界性贫富差距问题贡献了重要经验,也为人类未来文明形态探索提供了中国智慧。

    资产阶级理论家往往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人利己”的理性人在最小政府的条件下足以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在这种所谓自然而道德的秩序下,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具有同一性,只要遵循这种秩序,共同富裕就会自发形成。因而,他们将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普世”的唯一的真理向全世界兜售。然而,拉丁美洲等国家按照这套制度换来的却不是共同富裕,而是普遍的贫困、巨大的贫富差距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状态,从而陷入了“拉丁化陷阱”,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历史教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是基于中国国情与中国实践而非抽象的或假定的理论,重视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领导核心地位,重视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重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作用与政府调控作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发展模式,从根本理论基础与实现途径上都区别于并突破了西方的发展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发达国家工业化搞了几百年,但由于社会制度原因,到现在共同富裕问题仍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19]深刻阐明了西方两极分化的根本制度性问题,打破了西方所谓“普世发展模式”的神话,为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应本国的共同富裕道路提供了全新选择与理论借鉴。

    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已经成为全球性治理难题,然而贫富差距的治理却缺乏现成经验与有效方法。西方政客往往刻意忽视这一问题,或者通过不断加码福利保障以获取选票。瑞典等北欧国家凭借其完善的福利保障与高水平的人均收入似乎离共同富裕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其依靠殖民掠夺的原始积累、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小国寡民的国家模式和高度单一却难以替代的产业结构而形成,这种经验难以复制,也难以为继,对其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更难以起到借鉴作用,更何况这种“高税收、高福利”的模式也有其严重弊端需要解决。

    相较而言,中国人口庞大、产业结构多样,正处于升级换代之中,依靠国内资源实现早期资本积累,并在促进共同富裕的同时保证了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这种在复杂国情与艰巨过程中取得的成功经验对世界冶理贫富差距更具样本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深深根植于中国脱贫攻坚的实践中,其中关于治理贫富差距的战略眼光、战略步骤、方法体系、实践路径等方面都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智慧,极大拓宽了全球贫富差距的治理视野与路径。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在苏东剧变后指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将会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模式”[43]。然而在贫富差距、社会分裂、新冠疫情应对无力等等问题的面前,“历史终结论”的荒谬性不言自明,连福山也承认这个预言被证明是错误的。人类文明在新冠疫情难以控制、全球经济下滑、各国民粹主义抬头等混乱局势下,发展前景很不明朗。在目前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资本至上的根本逻辑与“劳动增量远小于资本增量”的经济规律,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会继续扩大。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又掌握着政权、军队、舆论机关,加之身份政治和极端民族主义的盛行,使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大幅度下降,贫富差距的制度性根本原因无力被冲破。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宣称其理论与制度的“普世性”,然而却极有可能产生一个不受其控制的怪物,给人类未来带来不可想象的灾难。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的思想,不仅将共同富裕视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目标与特征,还将“中国梦”与“世界梦”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为本国人民谋幸福、民族谋复兴的同时,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发展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为推进全人类共同富裕、探索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 [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 人民日报, 2021-11-17(01).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 列宁全集: 第7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112.
    [4] 习近平.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05-10(02).
    [5] 列宁全集: 第6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193.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7] 习近平. 切实把新发展理念落到实处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N]. 人民日报, 2018-06-15(01).
    [8] 习近平.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1-02-26(02).
    [9] 习近平. 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J]. 求是, 2021(4): 11-13.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XZX202103004.htm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 第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495.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 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227.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13]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364.
    [14]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J]. 经济体制改革, 1984(5): 1-12.
    [15] 江泽民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540.
    [16] 胡锦涛文选: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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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21-12-12
  • 网络出版日期:  2022-08-07
  • 刊出日期:  2022-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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