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各国致力于实现的共同目标。国家间历史文化、制度选择、地缘政治的差异，导致现代化发展路径的多元化。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即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并且领导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在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时间节点，本文对中国式现代化溯源寻绎，了解并归纳其概念缘起和内涵特征、梳理并厘清其历史进程和演进逻辑，进而提炼并总结其发展路径与经验启示，以期进一步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进程，印证和彰显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促进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和人类文明转型，并为世界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新的智慧和方案。

一.   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转型

在看待世界经济发展问题上，国内外有不少人很长时间受“西方中心论”影响，认为只有西方道路才是现代化的唯一道路。中国共产党将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相结合，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打破了既往现代化发展模式对人类文明形态的垄断，为我们破除“西方中心论”，用多样化的视角定义和阐述现代化提供现实依据。

一   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缘起

1   现代化的历史范畴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始源与深植于现代化世界发展进程的历史洪流中，对其研究绕不开现代化这一世界历史范畴。我国学者罗荣渠从世界史的角度透视现代化，基于工业革命是人类社会变迁深度、广度、速度明显跳跃的历史界线，指出广义的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相应变化”；狭义的现代化“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生产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1]17。回顾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人类从社会状态相对静止的原始社会，过渡到稳定缓慢微增长的农业社会，再经由工业革命引起社会变迁的革命性巨变，猛然跃进至工业社会，全球势不可挡地被卷入现代化浪潮之中。

世界各个国家发展状况的差异性导致现代化路径的多元化，根据国家现代化的起源不同，大致可概括为两大类。第一，英法等西方国家在基督教文明的背景下，依靠国家内部积累的现代生产力，形成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渐进性的社会变革，通常表现为工业变革带动社会其他方面的变革。在变革的过程中，西方本国资产阶级起主导作用，殖民和掠夺是不可忽略和否认的重要推动因素；而东方运用创造力取得的经济成就是西方现代化跃升的垫脚石。这种需要经历漫长过程的相对平稳推进的社会变革的现代化，称为经历“内源性变迁”的现代化^[1]131。第二，世界部分欠发达国家在异质文明的撞击下，集中、急速、大幅度的社会矛盾和动荡生发，经济与政治权势发生激烈转移，通常表现为社会和思想变革及政治革命推动经济变革，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主要依靠向外国借力甚至受其支配。这种启动慢、发展曲折反复、过程充满剧烈震荡的现代化，称为经历“外诱变迁”的现代化^[1]131。

2   中国近代“外诱变迁”的现代化

我们透过并考察历史巨变可知，中国的现代化隶属于经历“外诱变迁”的现代化。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与旧王朝的衰败过程、半殖民地化过程、革命化过程交织重叠、相互依存。鸦片战争前，清王朝历经内部制度性危机和社会骚乱，统治机制日渐衰败，恰逢西方殖民主义东渐如火如荼地开展，强大的外侵裹挟着中国卷入西方中心的世界经济新体系中，亡国灭种的危机与现代化变革的机遇共生共存。可见，中国现代化的开启是扭曲甚至断裂的，具有鲜明的依附性，进程极其缓慢，由此引发整个民族在批判性思考中探索向现代世界转变的正确之路。从地主阶级的“开眼看世界”，到洋务运动要求变革技术的御夷图强，再到维新运动要求变革制度的变法图强，近代中国人在现代化出路的最初探索中不断产生思想争鸣。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启迪了洋务运动，洪秀全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勾画了未来理想社会，康有为、梁思成、谭嗣同等主张维新变法、发展资本主义，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构思和描绘了大同社会的蓝图。在此过程中，自变自强意识、现代世界意识、人人平等意识、自由竞争意识等现代化的思想光芒零星闪烁。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现代化意识在东西方文化之争中明确显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辛亥革命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2]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冲击着儒家学说，胡适等主张批判传统文化，充满着革命和解放意蕴的“西化”思想逐渐传播，突破了过去“中体西用论”的逻辑范式。一战和十月革命后西方文明的问题暴露，加之五四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反对派学说不断交锋。同时，中西文化的争论也在五四运动后日益复杂，梁启超、梁漱溟等提倡以中补西式的“中西互补”，但这一观点却遭到胡适等主张“西化”的学者的批判。20世纪30年代初期，“全盘西化论”与“中国本位”的新论战超越了单纯的文化观的论战，引申出中国发展道路的问题，“现代化”概念和“中国化”概念初步成型，并达到一种朦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该向何处去的讨论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而中断，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被迫处于自发的游离状态，在夹缝生存中断续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代化的发展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3]。历史证明，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具有一切特权的环境下，在没有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旧中国，试图经由资本主义道路走向现代化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

二   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转型

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在借鉴西方先进现代化文明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既往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突破超越，完成了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仿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向中国式现代化的转型。

1   突破了对单向度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膜拜

世界现代化进程发源于西方。西方国家凭借时空优势，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疯狂扩张，意图建立其发展模式的再版。西方现代化模式固然曾取得巨大成功，但资本的内在矛盾规定了其趋利性、扩张性、盲目性、侵蚀性等特征，造成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诸多弊端。经济上，资本逐利本性导致对价值增殖的无休止追求，“劳动本身已经被并入资本”^[4]，人的发展片面化和残缺化，人的精神世界荒芜；政治上，代议制民主下政党恶斗、朝野矛盾的激化，导致国家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加速；生态上，先发展后治理的策略导致局部性生态污染向全球性生态危机蔓延；对外关系上，资源耗尽、环境污染、战争频仍、社会矛盾激化，迫使他们以破坏和牺牲他国利益而勉强维持资本贪欲为最终归宿，国强必霸的逻辑造成国家间对抗^[5]。中国现代化进程开端于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因之无法剥离也不可能脱离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影响。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要求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也内在规定了，充分利用资本推动社会生产的必然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之处体现在充分利用资本的基础上，规避了西方现代化的弊端，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经济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重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制度保障、政府的宏观调控、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等社会主义力量，规制了资本在教育、媒体、社会和政治等领域的过度蔓延和统治；政治上，党的性质和宗旨规定和保障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不“变质”，独特的政党制度通过有效的合作机制破解了西方政治生活中“掣肘式”政党的恶性竞争现象；生态上，人与自然互惠互利、和衷共济、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改善生态环境与发展生产力有机联系起来，打破了以牺牲自然发展生产力的思维定势，跳出了发展经济必然破坏生态环境的怪圈；对外关系上，坚持多边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广泛参与全球治理，走合作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突破了西方国强必霸、零和博弈的狭隘眼界，并为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等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2   实现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超越

辛亥革命后，社会主义被作为中国发展现代化的选择对象已初露端倪，这一选择直到俄国十月革命后基本形成，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得以确认。而后，在党局部执政的革命根据地内展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尝试。新中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6]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开始探索一条区别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以有计划的工业化和社会改革为主导的现代化道路。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我们曾“以苏为师”，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实践中我们发现，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虽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可以较快地为现代化发展奠定工业化基础，但同时，这种实行单一生产资料公有制模式，片面强调指令性计划经济、片面发展重工业、权力高度集中、盲目个人崇拜等，越发暴露出缺乏内生动力和外部竞争、效率低下、创新活力不足、信息不通等弊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苏共二十大后，我们从“以苏为师”向“以苏为鉴”转变，逐步摆脱了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影响，不断探索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现代化道路，“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酝酿成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6]改革开放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由“战争与革命”转变成“和平与发展”，开始推行自主性开放的现代化路线，现代化道路发生实质性转向，一改过去“依附”和“畸形”发展的态势，以自主的、主动的、开放的姿态跨入世界发展潮流。

由此，一条适应世界潮流、兼采各国所长、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成为现代化探索的最终落脚点，其对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超越主要体现在：首先，在发展的实践中坚持用实事求是的观点，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实现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其次，构建了现代性的社会结构，实现了国家政治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的相对分化，坚持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对内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谋求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外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构建更为科学的国际交往空间格局。中国式现代化对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超越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无限活力与魅力。

三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

1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梳理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发展中的历程，铺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图景，对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内涵进行解读。本文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遵循现代化发展普遍规律的基础上，由中国共产党发轫、领导和持续实现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保障、人民共建共享共同富裕为目标，立足和遵从中国现实国情，不断推陈出新解决中国具体问题，推动中国和世界人民共同发展的社会变革发展之路。

从“现代化”的角度解读，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规律趋势，一方面，全面而系统的现代化，是力图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教育、军事等全面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世界一流水平的现代化，是世界公认的质与量均衡达标的现代化。

从“中国式”的角度解读，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性，体现在七大方面。第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代化；第二，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现代化；第三，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支撑的现代化；第四，人类文明新形态背景下的现代化；第五，摒弃了封建残余和资本主义腐朽因素的现代化；第六，全体人民共建共享共同富裕、各族人民大团结共同繁荣的现代化；第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扩大开放、与世界共同发展的现代化。

2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本质特征

中国共产党赋予现代化全新的中国式内容，以其独特的政治组织优势和政治体系优势持续回应后发现代化国家面临的特殊困难和挑战，充分利用发展机遇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划清了中国与西方现代化相区别的本质界限，使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显著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个显著的特征。第一，发展创新性。中国式现代化破除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打破了现代化的一元论、单线论模式，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创新性道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亦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取向的有力彰显。具有高度创新性和系统概括性的新发展理念构成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赋予发展性更崭新的面貌和更全面系统的内容。第二，人民性。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与生俱来的鲜明理论品格。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终极价值依归。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强调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强调人民对生产力发展成果的共同占有，强调共同富裕，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第三，和谐性。中国式现代化在处理关系方面是和谐的。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中，追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全方位的均衡协调发展，力求人的全方位的解放；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中，注重人的身体解放与精神解放的统一。第四，和平性。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国际社会共同进步的坚定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开放式现代化之路。第五，人类性。宏大的人类视野和深厚的人类情怀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追求中国和中国人民发展与世界和人类发展的融合统一。

二.   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演进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19世纪末20世纪中，新中国成立前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准备、启动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学习借鉴、突破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调整阶段；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施阶段。1979年12月，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7]一种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经过前期酝酿正式启程。

一   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

1   战略部署的演进

战略部署的演进是从总体布局层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蓝图构想的铺开，呈现出中国共产党以战略性思维，不断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结构并对其进行丰富扩充的过程。政治、经济、文化三维蓝图的现代化设想萌芽于新民主主义时期，但由于理论和历史经验的缺乏，彼时现代化部署的重心始终定格在工业化上。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化部署逐渐突破工业领域。1959年至1960年，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8]，“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构想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战略部署的雏形。改革开放伊始，现代化建设开局接续“四个现代化”理念，仍以加强物质文明建设为核心重点，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9]240对现代化的认识随着实践的深入愈加深刻。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9]250在坚持“四个现代化”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思想政治保障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0]21这预示着现代化认知取向逐步由单一化的物质文明向“两个文明”转变。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11]，预示着现代化建设的布局开始向“三位一体”过渡。随着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12]，以及党的十五大报告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13]16的建设规定的形成，“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日渐成熟。2005年，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14]。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15]16的战略任务，胡锦涛同志又强调“必须把推进现代化与建设生态文明有机统一起来”^[15]78。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16]10正式纳入现代化建设中，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布局进一步拓展到“五位一体”，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论述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7]40的规定，彰显着生态文明建设鲜明的人文关怀。中国式现代化战略部署的人的价值取向日渐清晰。这也意味着中国进入21世纪，从局部现代化到全现代化，从不协调、不充分的现代化到全面协调的现代化。

2   步骤谋划的演进

步骤谋划的演进是从具体的时间布局层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程的梳理，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以前瞻性思维在不同历史阶段、根据不同形势和条件，对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程度和时间的阶段性规定。革命时期，中国革命分两个步骤的思想已然孕育着时间纬度的萌芽。1964年，周恩来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国民经济发展“两步走”，是中国式现代化时间布局的雏形。改革开放后，党中央重新为“两步走”划定了科学合理的时间坐标，力争在20世纪末，“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10]11-12，为此，我国提出了两个阶段的目标：1980年到1990年，巩固经济基础；1990年到2000年，进入新的国民经济振兴时期。党的十三大报告创造性地将时间规划由20世纪末延伸到21世纪中叶，正式提出“三步走”的步骤谋划。其中，第三步为，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8]。党的十五大报告更为细致详尽地谋划“第三步”，21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13]4。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前两阶段任务基本完成，但彼时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19]。而后，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已经朝着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并进一步提出我国发展的“新的更高要求”^[15]15，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了更具体的谋划和更高的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16]13，实现了由“建设”全面小康到“建成”全面小康的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17]22，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命题破茧而出，明确提出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的“两个阶段”的目标。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表明我国提前15年完成新“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7]23。这充分体现了党带领中国人民全面加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愿景和信心。

3   空间布局的演进

空间布局的演进是从具体的地域分布层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轨迹的展现，彰显的是中国共产党以全局性思维，谋划布局中国式现代化版图的进程。新中国成立初期，现代化建设的空间思维基本体现在工业化布局上，为打破东北地区重点部署重工业项目的不合理布局，提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20]。“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建我国的156项工程，大部分建设在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内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结合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提出“出口特区”理念。1988年4月，随着海南经济特区设立，东南沿海“五大经济特区”格局正式形成。同年5月，空间布局继续优化，14个沿海港口城市延展了现代化建设的空间。邓小平同志将先发展后发展的问题概括为“两个大局”。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另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候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21]。邓小平同志将第一个大局布好后，江泽民同志接过历史的传递棒，在第二个大局的战略指引下，深度考察中西部的发展条件后，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务院西部开发办正式运作后，东西部的互动得以顺利进行。遵循“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均衡稳定发展原则，胡锦涛同志日益关注到中国的各方地区，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提议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至此，我国“四大板块”的现代化建设区域布局最终形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贯彻“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统筹推进“四大板块”，充分认识并高度重视国内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努力改善和提高中西部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等落后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重点关注和倾注大力气解决农村地区贫困人口脱贫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谋划出国内“一轴两翼”和国际“一带一路”的空间联动布局。

二   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理路

1   逻辑基点

实事求是发展，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把实事求是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基点。实事求是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哲学根基。“中国式”立论的前提在于从中外比较的视野看中国的现代化，意在强调，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认识到中国最大的国情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22]。过去，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够清晰，未划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对社会主义发展程度的估计偏高，超越阶段的路线政策使现代化建设遭到重挫。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遵循现代化发展规律，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废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转而明确了“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改变了经济的半封闭状态，转而创造性地提出改革开放的战略。从经济领域入手对内改革，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起农民生产积极性，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精辟论述，继而将改革从经济领域延伸到科教领域、政治领域。制定对外开放的方针，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扩大对外开放的规模。面对外来文明的大量引进、各种利益关系的急剧调整、人们思想观念的矛盾冲突的现实国情，“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被提出，化解和克服了现代化建设中的不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持续贯彻把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国情有机结合的逻辑理路，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新论述，扩充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

2   逻辑主线

创新协调发展，保持战略部署、步骤谋划、空间布局的适度张力，把创新协同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主线。虽然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阶段性特点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但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有着鲜明的逻辑主线。战略部署的演进上，始终保持经济产业发展与多维发展之间的适度张力。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经济产业发展、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中心任务，并不断丰富和创新现代化的内涵，实现了从追求单一物质层面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向物质和精神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转轨，将现代化的布局由单一维度的经济领域拓展到全面多维度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力求推进更加全方位、更加均衡的现代化。步骤谋划的演进上，始终保持一以贯之与适时调整之间的适度张力。从改革开放之初擘画的“三步走”战略蓝图，再到党的十九大，细分和勾画未来30年发展“两个阶段”的时间表。中国共产党接力贯彻着最初着眼长远设定的具有宏观性、全局性、统揽性的现代化建设蓝图，承前启后紧密衔接，并根据具体情况因时而动，立足当下细微调整，以相互联系和不断递进的发展阶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空间布局的演进上，始终保持强调轻重缓急和强调统筹兼顾的适度张力。“地广人多”的突出特征使社会统筹整合难度极大。从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思想下的“四大板块”，到新时代新“两个大局”下的“一轴两翼”和国际“一带一路”的空间联动布局，实现了从空间单一拼接到空间有机整合、从单纯的国内空间布局到国内国际相互交错等多重转换。

3   逻辑归宿

开放共享发展，追求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把人的现代化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归宿。国家现代化是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手段，而人的现代化才是价值理性向度的目标与追求。当前，人类社会仍处于马克思判定的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独立性阶段，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逻辑归宿。第一，以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为哲学指导，把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和价值旨归。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致力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群众在物质、精神、文化、民生、科技、生态等方面的需求，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形塑人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使社会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另一方面，坚持将人民群众作为现代化成效的“阅卷人”。第二，以人的社会性本质和人的解放理论为哲学指导，协调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矛盾关系。人的全面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与社会全面进步有机统一的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旨在满足人的物质条件追求，还旨在提高人的幸福指数，满足人的自然生态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精神生态和谐等各种需要。第三，以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为哲学指导，秉持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推进中国与世界发展、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发展有机统一。

三.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经验启示

演进历程的梳理与演进逻辑的归纳是为开启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总结发展经验、指明发展进路。

一   发展的核心支撑：坚持现代型政党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相辉映

先进的政党是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科学的理论是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二者是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变量和核心逻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如同“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构筑起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支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原因，应持续推进党的自身建设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实践进程。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的现代型政党具有几方面的特征。第一，法治型，建设“法治型”政党是跟紧世界现代化步伐的必然要求，要求党在加强政党建设中运用法治的思维、理念与方法，使组织、制度和行为规制符合法治规定；第二，学习型，建设“学习型”政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然选择，要求党在学习基本理论、永葆纯洁性的同时，创新领导方式、健全领导制度、提升领导能力，永葆先进性；第三，战斗型，建设“战斗型”政党是中国式现代化永葆活力的关键之钥，要求党坚持改革创新精神，以自我革命精神推动政党自身现代化，将立法、司法和行政等社会各阶层力量统筹凝聚起来开展伟大斗争。第四，使命型，建设“使命型”政党是中国式现代化一以贯之的精神之魂，要求党坚定信仰、信念和信心，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和政党责任。此外，与西方“内耗式”的政党制度不同，我们要完善更为有效的政党合作机制，在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同时，充分发挥各参政党的重要作用，保证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加快实现现代化的宝贵经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要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既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坚持依靠自身力量与自主创新推动现代化发展，又要明确和牢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实现二者的科学结合。实事求是内蕴着与时俱进的要求，与时俱进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分析不断“生长”着的现代化建设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理论着力解决了现代化中普遍与特殊的矛盾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意在解决现代化的主体建设问题，科学发展观意在解决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发展相统一的问题，“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意在解决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相协调的问题。新时期，要基于新的现代化发展条件和新阶段的具体要求，形成原创性的崭新思想内容，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现代化建设实践。“只有用‘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才能具有‘能’的领导力，只有‘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建设起‘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3]

二   发展的宗旨原则：坚持立场的人民性与发展的和平性相统一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即人的解放学。”^[24]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现代化，人的解放构成终极价值依归。

人的解放，对内要求始终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方略。第一，一切为了人民，与人民同心同行、同甘共苦、团结奋斗，满足人民向往全面发展美好生活的需要，努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发展理念；进一步扩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推进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尊重人民追求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的意愿，完善法律体系，增强人民的法治观念；常怀常念人民最为关注的民生问题，创新教育发展理念，促进实现更充分的就业，打造更舒适宜居的住房，织密社会保障体系网络；尊重人民期待身心愉悦的健康中国的意愿，全面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注重人的身体健康同时，更关注精神层面的心理健康；尊重人民憧憬美丽中国的意愿，加快生态制度创新。第二，一切依靠人民，激发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作为力量源泉，充分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更加重视人力的开发和创新人才的培育与聚集。第三，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深度推进共同富裕。我们应积极构建更加合理的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与为人民谋幸福的和谐融合统一。

人的解放，对外要求始终将和平共享发展作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原则。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人的解放，不仅是全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而且也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5]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26]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应囿于顺应中国人民的发展要求，还应超越地域国别的差异，在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全球化时代，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契合世界范围内人类发展的美好前景，将中国人的现代化同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紧密结合。

三   发展的战略谋划：坚持重点突破与统筹兼顾相融合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变，使发展问题从注重有没有、快不快的规模扩张，向注重稳不稳、好不好的质量优化转变。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核心目标，经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路径，重点解决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此，需要遵循经济规律，建构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和各类经济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推动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促进经济的科学、创新、高质量、高效益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已经实现从单一的经济目标向多元的社会复合目标跃迁。现代化的推进不能单纯地停留在经济领域，还要统筹各项事业协同发展。政治上，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促进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参与；文化上，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人民文化素质的提升、文化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文化开放水平的提升；社会上，促进城乡发展更均衡、分配结构更合理、公共服务更均等、科教体系更先进、社会保障更完善，社会公平正义普遍彰显；生态上，积极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达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我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要统筹好短期建设与长远规划的关系、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具有鲜明的长期性、艰巨性和系统性的历史性任务。在步骤规划上，既要在短期内打好战术上的歼灭战，针对现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在基层探索的实践中适时调整战术，推动社会的局部性改革，分步骤迈向更高的目标；又要用战略性的眼光打好持久战，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创新，做好顶层设计，提前对远景规划作出全局性部署，以前瞻性的眼光眺望21世纪的美好前景。在空间布局上，打造顺应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新发展格局。完善国内的现代化布局，把发展任务细化成基层的具体举措，使现代化建设更加精准地对接经济发展所需、基层民生所盼、社会民生所向，同时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带动国际经济循环，内外循环双轮驱动，形成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四   发展的主要手段：坚持制度保障和政府推动相衔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相互衔接、相互联系，凸显出强大的优越性。从党的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马克思主义指导制度等具有基石作用的根本制度，到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再到涵盖社会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具有创新性、支撑性的重要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渐成熟、定型，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命题的提出，内蕴着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变要求，要继续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破除体制机制弊端，构建和完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特点在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融合互动。我们既要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和内在动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又要不断推进政府向现代型政府的升级转变；同时，还要营造国际一流环境、提供高质量政务服务与公共服务，打造适应高收入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的政府职能；积极承担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协调推动城乡产业现代化、生活方式现代化与人格现代化等；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充分保障人民平等的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构建适应新发展格局的政府职能新格局，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推进对外开放等。

五   发展的态度理念：坚持民族的内生性与世界的开放性相结合

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应坚持民族的内生性与世界的开放性的结合。第一，扎根中国社会的现实土壤。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矛盾困难，使现代化的推进困难重重。中国共产党在不断解放思想中实现理论制度、体制机制、组织管理等一系列创新，以一种主体性更加凸显的姿态融入人类现代化探索的实践中。第二，赓续中华优秀文化基因，厚植文化自信。从小康概念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元素的融入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基因凝定和现代化表达。新时期，我们要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入宣传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文化力量的巨大感召力、影响力和凝聚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滋养。

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我们要立足世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第一，立足全球化的背景，深刻洞察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动态。当今国际社会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世界政治拉开“重塑的序幕”，中国正以崭新的姿态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第二，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共商、共建、共享、共同繁荣。中华文化自古就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包容性、融合性以及高度的涵化能力”^[27]。我们要跳出中西方文化非此即彼的思维窠臼，以更开放的态度和更宏观的战略眼光，根据中国的发展需要，集世界各国人类文明智慧于一体并加以利用。第三，我们也要以更加尊重包容的态势对待他国发展利益，以更具使命感的担当应对全球风险和挑战，积极同世界各国开展平等的交流合作，坚持自身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一致性，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找到实现人自由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