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是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但从实践来看，城乡教育失衡问题仍然比较显著。在税费改革前的“分级办学”体制下，城乡教育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城市教育由国家财政投入，乡村教育则主要依靠农业税费，在有限的农业剩余约束下，对教育的资源投入相对短缺，导致城乡教育陷入失衡^[1]。税费改革以后，“分级办学”体制转变为“以县为主”体制，县级政府成为义务教育的投入主体，教育投入也全部由国家财政负担。随着“以县为主”体制的建立，城乡教育逐渐向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县级政府在县域教育发展中发挥了统筹者的角色^[2]。

但是，在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过程中，农村生源大规模地向县城流动，教育城镇化现象非常显著，教育布局也越来越集中，城乡教育差距进一步增大^[3-4]。学界围绕教育城镇化存在着较为激烈的观点争论。支持教育城镇化的学者指出：城市化可以区分为土地城市化、劳动力城市化和家庭城市化3个阶段，农村教育城镇化作为家庭城市化的伴生物，成为城镇化发展的大趋势^[5]；目前农村教育面临教育经费不足、师资队伍不稳定、农村学生向城性流动显著等困境，而教育城镇化是解决农村教育发展困境的有效路径，应该扩大县城教育规模，大力发展寄宿制学校^[6]。反对教育城镇化的学者则认为：乡村教育对于乡村文化传承和乡村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为虚化中的乡村文化营造积极的文化想象空间^[7]；而从逆城市化潮流、新型工业革命、中华文化复兴、维护粮食安全等角度看，乡村教育现代化具有战略意义^[8]。也有学者提出了一种调和论的观点，指出教育城镇化与乡村教育发展之间并不是绝然对立的关系，而是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应该在城乡一体化的导向下，实现两者的融合发展，调和论的观点同时也强调城乡一体化不应以取消乡村教育的价值为前提^[9]。

教育城镇化已经成为一种显著的教育现象，学者从实证分析出发，关注了教育城镇化的发展误区、动力机制等问题。首先，在多重因素作用下教育城镇化陷入了发展误区。从教育城镇化与城镇化协调性角度看，出现了教育排斥型城镇化、教育吸引型城镇化、撤校推动型城镇化三种教育城镇化异化样态，导致城市教育扩容压力大、随迁子女入学难等问题^[10]；教育城镇化存在过度化问题，教育城镇化水平远超人口城镇化水平，而农村学生进城以后仍然处于结构性底层地位，以教育实现阶层流动的难度加大^[11]。其次，教育城镇化具有多重动力机制，产生了诸多意外后果。从结构层面看，城乡教育经费差距、城乡教育质量差距、学校撤并政策、基础教育办学模式等因素对教育城镇化具有显著影响^[12-13]。从机制层面看，县域内的教育城镇化是县级政府主动为之的结果，县级政府通过强化县城学校建设吸引农村学生进城就读，进而推动农村家庭进城买房，以此获取土地财政收入，并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县级政府主导下的教育发展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教育差距，消解了国家教育政策目标^[14]；而进城购房和进城陪读是农民获得城市教育机会以及弥补家庭教育缺位的适应策略，农村阶层分化以及教育观念转变分别构成了教育城镇化的社会动力和主体动力^[15]。

既有研究对教育城镇化的研究已经非常充分，对本文具有借鉴意义，但是没有充分关注教育城镇化与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之间的关系。诚然，教育城镇化能够实现教育发展的规模效应，有利于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并提升教育质量^[16]。但规模效应的观点过于强调教育城镇化所带来的诸多好处，却忽视了教育城镇化对乡村教育的负面影响。本文从动态的视角来分析教育城镇化的发生过程，认为生源流动带动的教育资源流动才是城乡教育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本文选取的案例N县位于甘肃省中部，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县，全县总人口49万人，2017年的GDP总量为51.09亿元，其中农业占比41.2%，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自改革开放以来，当地农民一直非常重视教育，教育被视为最重要的阶层流动路径。

二.   城乡一体化招生政策与生源流动

“文字上移”和“学校离村”等分析教育城镇化现象的概念侧重于考察学校与村庄的关系^[17-18]，却将县城和乡镇放在“城镇”的概念下进行分析，忽视了两者的差异。实际上，空间意义上的城乡分野体现在乡镇和村庄之间，乡镇以上都可以称为城镇；但是，制度意义上的城乡分野却是在县城和乡镇之间，乡镇和村庄都属于乡村的范畴。城乡二元制度是以户籍作为城乡分界的标准，而县域范围内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县城，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城乡教育差距也主要体现在县城和乡村之间。因此，需要注意到的现象就是教育城镇化的主要目标空间是县城，不仅是村级生源向城镇的转移，同时还存在城镇内部乡镇生源向县城的转移，即教育城镇化主要是乡村生源向县城的流动。而由乡到城的生源流动之所以可能，就是建立在城乡一体化的招生政策基础上；生源流动又可以划分为被动和主动两个阶段。

一   城乡一体化的招生政策及其执行弹性

在城乡二元制度中，只有具有城镇户籍的居民才可以到城镇学校就读。随着人口流动规模的增大，为解决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国家逐渐向流动人口开放了城镇教育资源。1996年原国家教委制定印发了《城镇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就学办法(试行)》^[19]，允许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到城镇学校借读。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提出“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依法保障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的“两为主”政策。随着户籍招生政策的松动，城乡之间生源流动的制度障碍逐渐被消除，县城学校的招生范围就从县城扩大到了县域，实现了招生政策的城乡一体化，农村学生获得了进城就读的机会。

2009年以前，N县的义务教育招生制度主要依据户籍。按照学校是否由教育局直属，N县的小学可以分为直属小学和乡村小学，直属小学全部位于城区，由教育局直管，而乡村小学则分布在各个乡镇，由乡镇教委管辖。直属小学的招生对象只局限于拥有城镇户籍的居民，乡村小学的招生对象则是农村户籍的居民。位于城区的城关镇的农村居民，虽然居住在城区，甚至距离县直小学的距离比距离乡村小学的距离更近，因为户籍的原因，只能到本镇的村办小学就读。2009年以后，县城学校的招生门槛逐渐放开，按照就近招生的原则，主要有以下三种招生门槛条件：一是城镇户籍；二是城区固定房产；三是就业证明。

城乡一体化的招生政策是国家的统一政策，但是在“以县为主”的体制下，县级政府在政策执行中仍然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保持了很大的弹性。这种弹性主要取决于县城教育资源的紧缺性程度，在教育资源供给充裕的情况下，县级政府会保持一个宽松的执行尺度，鼓励农村学生向县城流动；而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县级政府则会保持相对较为严格的执行尺度，限制农村学生的流动。

二   生源流动的两个阶段

在城乡一体化的招生政策下，农村生源获得了流动自由，但是生源流动的动力源却存在两个阶段的差异。

1.“撤点并校”政策与被动的生源流动

“撤点并校”政策是生源流动的直接动因，因为撤并的对象主要是村级小学，所以流动的主要是村级生源。“撤点并校”政策是行政力量推动的教育资源分布的调整，而这种分布调整反过来倒逼了农民家庭来适应，农民家庭具有被动性。而村级生源流动的方向则同时包括县城学校和乡镇学校。

2009年，N县的县级政府开始执行“撤点并校”政策，撤并的主要对象是学生人数较少的村级小学。2008年，N县全县共有小学343所，教学点27个；2011年，全县的小学数量减少到了251所，教学点28个。2008—2011年的3年时间内，小学数量(含教学点)从370所减少到了279所，3年时间内，小学数量减少了24.6%。N县的小学撤并采取了整体撤并、小学变教学点等模式：整体撤并即取消规模较小的行政村的小学，将其合并到邻近的较大的行政村小学；小学变教学点即对于位置过于偏远、撤并不便的小学降低为教学点。在“撤点并校”之前，全县共计333个行政村，343所小学，小学数量多于行政村数量，每个行政村至少有1所小学；而撤并之后，则是多个行政村共用1所小学。

2.农民教育需求转型与主动的生源流动

在“撤点并校”之前，农村学生主要是在就近学校就读，进城上学的需求并不强，而“撤点并校”政策刺激起了农村学生的大规模流动。在大规模流动背景下，农民被赋予了流动的选择权，县、乡、村三级学校就被生源流动所联通，而县、乡、村三级学校原本存在的教育水平差距，刺激起了农民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同时，在大量的学生进入城镇学校以后，留在未撤并学校就读的学生成为了少数，通过流动获取优质教育资源成了农民的主流，因此，留在村庄的学生也产生了流动的需求。简言之，最初是被动的生源流动型塑了农民的教育需求，使其从原来的就近入学转变为追求优质教育资源，从而开始主动地选择进城就读；也即生源流动刺激了农民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并进一步带动了生源流动。

主动流动最典型的体现在乡镇学校的学生身上。乡镇中心学校不仅不是“撤点并校”的对象，而且还是村级生源流入的对象，生源数量还有所增加，所以乡镇生源不需要被动流动。但是，村级生源在被动流动的情况下，因为县城学校的教育质量更高，所以农民会尽可能地集中家庭资源支持子女向县城学校流动。这也是一个“撤点并校”政策的意外后果，N县的“撤点并校”政策设计目标是推动村级生源向乡镇集中，以集中资源办好乡镇学校。但是，农民在拥有流动选择权的情况下，很多直接选择进入县城，县城学校的“大班额”现象也正是在“撤点并校”之后才出现的。在村级生源直接进入县城的情况下，乡镇生源为了追求县城的优质教育资源，也开始主动向县城流动。可以看到，农村生源的流动是全域性的，包括村级生源和乡镇生源。

在生源流动从被动转变为主动的情况下，生源流动就不是“撤点并校”政策推动下的短期效应，而是存在稳固的社会基础，是一个长期的且不断加剧的过程，而且农民追求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一旦形成，就是不可逆的。从表 1可以看出，2014—2018年的5年内，在城乡学生总数减少的情况下，城区小学学生人数以及所占比例仍持续增长，城区学生人数占比从31.9%逐年增长到44.0%；人数增长则是在2018年才开始停止，并且有少许下降，主要原因是当年县城学校加强了招生门槛审查。

表  1  2014—2018年小学阶段生源流动情况

年份	学生/人		城区学生占比/%
	城区	城乡
2014	10 481	32 831	31.90
2015	11 401	31 924	35.70
2016	12 064	31 489	38.30
2017	13 105	30 640	42.80
2018	13 088	29 749	44.00
资料来源：N县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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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源流动的裹挟效应与城乡教育资源重组

义务教育的运行建立在特定的资源结构基础上。每所学校构成一个小的资源结构，而城乡也会分别形成大的资源结构。在义务教育的资源结构中，至少存在三项比较重要的资源要素，即硬件、师资和生源，其中，硬件主要是指学校的空间设施。在讨论教育资源时，通常是从供需的角度进行讨论，只把需要政府投入的硬件和师资作为教育资源，而将生源排除在外。实际上，生源也是一项很重要的教育资源^[21]，生源的质量和数量都会对教育质量产生影响。在资源结构中，三项资源要素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总体，任何一项资源的变动都会带动其他两项资源的变动，这就是本文所说的裹挟效应^①。在招生政策城乡一体化的情况下，大量农村学生进城会导致县城的教育资源供给陷入短缺，“大班额”问题就是资源短缺的表现，因此，生源流动会带动其他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带动政府对县城学校的硬件投资和师资配备。

① 硬件资源显然是无法移动的，但是硬件投资的资金是可以流动的，硬件资源的“流动”即硬件投资配置重心的变化。

一   生源流动与硬件投资

生源流动首先是一个既成事实，同时在生源流动带动起农民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以后，生源流动也是一个潜在的需求基础。生源流动兴起以前，县城的人口规模并不大，县城学校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县城本地的城镇户籍人口，资源相对较为充裕。而中西部农业县的工业不发达，到县城务工的流动人口规模也不大；进城买房的农民是县城的主要流动人口，而进城买房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享受县城里的教育资源，即教育本身就是农民进城的一个拉动力。除了进城买房外，县域社会还是一个“扩大的熟人社会”^[22]，地方性关系网络非常发达，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非正式关系进入县城的“关系生”。无论是符合政策还是不符合政策的生源流动，都体现了农民追求优质教育资源的强劲需求。乡村生源开始是进入原有的县城学校，很快就出现了突出的“大班额”问题，而且还有很多农村生源进城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县级政府为了缓解”大班额“问题，同时也想借助农民追求优质教育资源的教育需求拉动农民进城买房，因此，不断投入资源在县城新建学校，扩大了教育供给。

2009年以前，N县县城只有3所县直小学，2所初中；2009年后，新建了2所县直小学，1所初中。较大的投资项目有两个：一是新城区的S小学项目，二是教育园区项目。S小学2012年成立，是全县最大的小学，共有3 423名学生，每个年级10个班，共计60个班级，班均人数57人。而2015年建成的教育园区项目是N县的一个大型教育项目，也是N县历史上投资最大的一个重点项目，总占地面积150公顷，规划建设“六校一中心”，包括完全中学2所，职教、初中、小学和幼儿园各1所，教师培训中心1处，规划在校学生16 400人，教师1 100人。但由于农村学校的强烈抵制，该项目没有按照规划建设，最后实际建成了3所学校，2所高中和1所职校，其中职校和1所高中是搬迁了城区的老学校，另外1所高中是完全新建。2所搬迁学校的旧校区又分别成立了1所县直小学和1所初中，新成立的县直小学和S小学除了分流一部分县城学校学生以外，绝大部分都是从农村招收。在学校新建之初，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源要求，县级政府会放宽招生审核门槛，这样，每次新建学校都会引发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进城潮，而大规模的生源流动又会进一步刺激农民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强度。

二   硬件投资与优质师资进城

生源流动是硬件资源投入的基础，而新建的学校同时需要相应的师资配套，其师资来源主要来自于从乡村学校的选拔，因此，硬件投入的增加也会同步带动乡村师资进城。

不可否认，乡村教师存在强烈的进城需求。对于乡村教师来说，县城里的基础设施更好、生活质量更高；更重要的则是乡村教师一般都在县城买了房，子女在县城读书，而教师在乡村工作，无法就近指导子女的教育，为了子女教育也愿意进城。而在乡村教师普遍愿意进城的情况下，每次新建学校都是乡村教师进城的一次机会。为了选拔优秀师资进城，新建学校的师资选拔都采用公开招考的方式。而大规模的公开招考，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乡村教师进城的主观愿望。2015年，N县的教育园区建成，新建的学校因缺乏师资，便大规模地向乡村招考。在招考公告里，本次招考的主要原则是“公开、公正、公平、择优原则”。本次招考的全部是小学教师，共招考135名，其中语文54名、数学47名、英语18名、音乐7名、体育2名、美术7名，可见，一次性招考的规模较大，且招考的主要是语文、数学和英语等主要科目的教师。招考的范围是各乡镇教委在职公办教师，也即乡村公办教师。报名条件要求教学业绩突出，而符合条件的恰恰是乡村学校的骨干教师。

四.   教育资源流动与城乡教育差距的加剧

在城乡一体化的招生政策下，农村生源向县城的大规模流动得以发生，而生源流动进一步带动了硬件投资和乡村优质师资向县城的集中，最后形成了教育资源分布格局向县城的单极集中。可以看到，在教育城镇化的过程中，不是单独某项资源的流动，而是生源、硬件和师资三项教育资源的共同流动，在资源流动基础上的资源重组重构了县域范围内义务教育的总体资源结构，总的趋势就是优质资源向县城的单向集中。之所以在城乡一体化条件下会出现资源集中现象，是因为在开放生源流动以前城乡教育存在着初始差距，这个初始差距成为吸引生源流动的主要拉力，反过来生源流动又促成了其他教育资源向县城的集中，又进一步加大了城乡教育之间的初始差距。教育资源流动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向县城的单向集中，具有显著的规模效应，使得更多的农民得以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但是，教育资源流动也透支了乡村的教育资源，导致了乡村教育的衰落，因此，出现了城乡教育两极分化的局面。

下面对N县2013年和2018年两个年份初中升学考试(即中考)的城乡成绩进行比较，城区学校即县直初中，乡村学校即乡镇初中，一般每个乡镇都有一所初中。首先，看学生人数的变化。如表 2所示，2018年，乡村初中的应考人数虽然仍高于城区初中，但是两者间的差距已经缩小，从63.4个百分点缩小到25.2个百分点。其次，看学生成绩比较。表 2中，尽管2013年和2018年城区初中的合格率和优秀率都高于乡村初中，但相对差距在增大，合格率差距从2013年的22.8增大到2018年的27.7个百分点，优秀率差距从2013年的22.1增大到2018年的27.8个百分点。可见，城区学校人数增多的同时，与乡村学校的教育差距也在不断拉大。

表  2  2013年与2018年城乡初中升学考试成绩比较

年份	初中
	城区					乡村
	应考人数	占比/%	合格率	优秀率		应考人数	占比/%	合格率	优秀率
2013	11 511	18.3	47.7	37.0		6 730	81.7	24.9	14.9
2018	1 975	37.4	60.8	41.2		3 305	62.6	33.1	13.4
资料来源：N县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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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教育资源流动具有一体两面性，即在加强城区教育的同时，也削弱了乡村教育。而乡村教育的衰败反过来又使得农村生源进一步丧失了对乡村教育的社会信任，并进一步地想逃离乡村，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教育资源向县城的单向流动。

一   教育资源流动与乡村教育衰败

正是在教育资源流动的过程中，乡村的优质资源不断向县城流失，主要是生源和师资的流失。需要指出的是，生源流动不仅包括生源数量上的流动，而且还包括生源质量上的流动，即优质生源的流动。县域内的生源流动不仅仅局限于学龄前儿童，而是覆盖全部义务教育阶段的生源，简单来讲，不仅是新生的流动，而且老生也会流动。老生是已经有一定基础的学生的流动，学生之间已经发生了差距。老生的流动中，学习成绩好的优质生源流动非常普遍，大部分都向县城流动。这背后的机制是，向县城流动虽然会增加家长的经济负担，但学习成绩好的优质生源，家长认为其成材的概率更高，因此，愿意投入更多的家庭资源去培养。即越是优质生源，家长追求优质教育资源的动力更强，进城的愿望也更强。

优质生源和优质师资的大规模流失，一方面，加强了县城学校的资源结构；另一方面，也损害了乡村学校的资源结构。对于县城学校而言，优质生源进城会强化其生源结构，增大县城的优质生源数量，增加班级内部的竞争，从而有利于整体教学成绩的提升。对于乡村学校而言，优质生源的流失会损害班级内部的生源结构，降低教学成绩。在一个正常的班级里，优质生源发挥了重要的领头羊的作用，正是他们带动了中间同学，边缘化了成绩差的同学，而优质生源流失以后，学生结构就变得扁平化，缺乏带动作用，缺少竞争氛围，使得班级内部的教学秩序难以有效地建立。城区新建学校，因为其处于城区，得以利用城区的优势吸引乡村的优质师资向县城集中，这就使其从一开始就聚集起优质的教育资源，获得较高的发展起点。而优质的教育资源最终会反映到教学成绩上，虽然新建学校与城区的老校之间还是存在差距，但是教学成绩却远远超过乡村学校。对于乡村学校来说，优质师资流失透支了乡村学校的师资力量、损坏了乡村学校的师资结构。N县的师资流动是伴随着新建学校而发生的，是集中的而非渐进的，这样对乡村教育造成的透支效应更加强烈。2015年，N县教育园区建成时，一次性招考135名优质师资，就将乡村学校辛苦培养起来的教学骨干几乎全部掏空，使得乡村学校在师资培养上付出的努力无法获得回报，而师资透支的直接后果就是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断，导致教学质量明显下降。而从长期看，在一个学校内部，教师结构都存在老中青的正常的代际结构，通过传帮带的方式进行内部培养，而优质师资一般是处于中间的中年教师，他们的教学经验丰富，是每个学校的教学骨干，同时，还具有传帮带年轻教师的代际接力任务，而这些人大规模流失以后，就使得乡村学校正常的师资结构失衡，正常的代际接力过程被打破。同时，N县每年新招的教师全部分配到乡村学校，这就导致乡村学校中年轻老师的比例较高，而这些年轻老师刚从学校毕业，缺乏必要的教学经验，但是，由于乡村学校的代际接力过程被打断，他们也无法在学校内部获得必要的岗位培训。因此，师资流失不仅降低了短期的教学水平，同时还降低了长期的教学水平，教学水平的降低最终会反映到教学成绩上。

二   社会信任流失与进一步的教育资源流动

教育资源向县城单向集中之后，城乡教育差距显著增大，县城学校的优势更加明显，由此就形成了强大的虹吸效应，使得进城上学成为一种主导趋势，农村家长因此丧失了对乡村学校的社会信任，而被卷入以进城为目标的教育竞争之中。

城区学校开放招生以后，农民获得了对学校的选择权，但是，学校选择权并不是完全零门槛的，只是具有隐性门槛，也就是农民家庭的经济条件。这样，教育竞争内容从单纯的子女个人努力程度转变为家庭经济条件。如此一来，农民家庭就被卷入到了教育竞争之中，教育竞争从学校中辐射出来，在农民之间形成了激烈的教育竞争，农民竞争的主要标的就是帮助子女获得最优质的教育资源。

城乡教育差距越大，农民卷入教育竞争的程度将越深。在教育资源向县城单向集中以后，县城学校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绝对优势，在扩大的城乡教育差距面前，农村家长就丧失了对乡村学校的社会信任，而要不惜一切代价地送子女进城上学。在教育竞争的氛围之下，所有的农村学生家长都致力于送子女进城读书，而乡村则成了逃离的地点。留在乡村学校就读的就被认为是家长无能的学生，没有能力进城读书，因而面临很大的社会压力。在这种逃离乡村学校的竞争氛围中，即使乡村学校的教学成绩与县城学校的差距并不很大，乡村学校也会被污名化^[23]。

当进城读书成为一种竞争的潮流时，所有的农村学生家长就从心理上被卷入了，即使透支家庭资源也要支持子女进城读书。进城读书对于农村家长来说，就不是可选择的了，并且是必须的了。因此，教育竞争的加强会进一步地带动农村生源向县城流动，并进而带动硬件和师资向县城集中。

可见，生源流动与城乡教育差距是一个相互强化的关系。城乡教育差距是生源流动的初始因素，而生源流动又带动优质教育资源流动，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教育差距，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生源流动的动力，如此循环往复则陷入恶性循环。

五.   结语

在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背景下同步出现了教育城镇化与城乡教育失衡加剧的现象，对此需要从教育资源流动的角度去分析，而生源流动是触发教育资源流动的初始变量。在城乡一体化的招生政策下，农村生源获得了向县城流动的机会，在“撤点并校”政策的倒逼下，农村生源被动向县城流动，而在大规模流动兴起以后，农民追求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被型塑，生源流动从被动变为主动。农村生源向县城的集中，导致县城教育资源的稀缺，“大班额”现象突出，需要硬件和师资教育资源的匹配，为此县级政府增大了县城学校的硬件投资和师资调配，不断地新建学校并从乡村学校选拔优质师资进行配置。生源流动带动的教育资源流动具有向县城集中的单向流动特征，这造成乡村教育资源的流失和县城优质教育资源的集中，因此，在强化县城学校的教育质量的同时，也削弱了乡村学校的教育质量，两者是一个同步的过程。

学者通常将教育布局调整看作一个行政规划的过程，政府意图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24]。但实际上，由于义务教育的运行建立在由生源、硬件和师资组成的资源结构基础上，任何一项教育资源的流动都能带动其他教育资源的流动。虽然硬件投资和师资调配是政府行政的范畴，而非像生源流动一样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是政府行政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生源流动造成的资源配置压力的影响。这说明教育布局的调整也是教育资源流动的自然结果，政府的行为并不一定全部出于理性规划，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生源流动引发的问题。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需要对既有的义务教育发展的城乡一体化观点进行反思。城乡一体化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一是目标层面，二是手段层面。从目标层面来讲，城乡一体化是指城乡融合发展，在不取消城镇和乡村教育自身特性的前提下，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进而实现城乡教育发展水平的总体提升；从手段层面来讲，城乡一体化是指城乡之间在教育管理体制、教育经费分配体制、师资管理体制等方面打通城乡二元制度的体制障碍，实现统筹发展，税费改革以来“以县为主”的教育体制改革就是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发展。有一种观点认为，城乡二元的教育管理体制是造成城乡教育差距的主要原因，因此，应当通过城乡一体化导向的制度改革，缩小城乡教育的发展差距^[25]。但是，从本文分析看，打通城乡的一体化制度并未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反而进一步增大了差距。之所以如此，主要的原因在于城乡教育本身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乡村教育由于历史原因一直处于弱势地位，打通城乡教育制度以后，出现了县城与乡村争夺生源的竞争状况，乡村教育因为缺乏竞争力而难以留住优质生源。因此，城乡一体化的制度改革应当确立乡村优先的改革目标，在优先保护乡村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城乡之间的制度一体化，如此，才能实现教育城乡一体化发展中手段和目标的统一。

从城镇化的背景看，教育城镇化也具有合理性，目前的主要问题在于教育城镇化超过人口城镇化水平的过度化发展。为此，一方面，要允许家庭城镇化带动的教育城镇化现象；另一方面，也要限制为追求优质教育资源而发生的教育城镇化现象。从具体政策层面讲，国家应该加强就近入学政策的执行力度，减少县级政府的执行弹性。在保护乡村学校生源的基础上，再对乡村教育的资源投入进行一定程度的倾斜，才能保证乡村教育的基本活力。虽然从长远趋势看，城镇化的进程中，乡村教育的边缘化是一个趋势^[26]，但当前农民正处于城镇化过程之中，乡村教育对于农民的家庭发展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