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就是一部接力“赶考”史^[1]，而持续完成“赶考”工作的核心在于不忘初心，要兑现党对人民群众的历史承诺，实现共同富裕。“赶考”工作的持续性也要求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新时代的社会革命。而这一要求在客观上也契合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重大论断^[2]。在社会革命的语境下，改革开放及其持续推进是最具有中国鲜明个性的社会革命实践^[3]，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重大成果，该成果的巩固要求我们围绕新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开展治国理政工作，当然，也需要准确把握新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5]，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6]。当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系统的中心工作，但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仅仅是为了实现贫困人口的脱贫增收吗？笔者通过对多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践的调查情况分析认为，精准扶贫的意义和价值不仅仅在于实现贫困人口的增收，更在于其启动了一场新时代的系统性社会革命。这场社会革命集中展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断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则是全方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质量、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等^[7]。打赢脱贫攻坚战，一方面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而另一方面则可以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自信与质量，因此，本文尝试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角度对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革命进行系统讨论和分析，以从贫困治理的维度形成对党领导下的社会革命的全面认知。精准扶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深刻的一场革命^[8]，这场社会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要求是吻合并呼应的，更是践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理论要求。因此，中国的精准扶贫绝不仅仅是消除贫困的行动，更是国家议程转型背景下治国理政的新实践^[9]。

一.   历史视角下中国社会革命的重心转换

我们可以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新时代中国社会革命的重要内容进行分析和理解，但贫困治理工作成为社会革命的中心工作并非是没有过程的，其建立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的基础上，也是特定阶段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根据相关研究，我们可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社会革命分为三个阶段。

一   1949—1978年：新中国社会革命的第一阶段

中国社会革命该阶段的重心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10]，为中国发展奠定工业基础与制度体制基础，形成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在此阶段，因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加上后期人民公社体制的发展，农村贫困与发展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凸显，因而也并非是社会革命工作的重心，这个时期的社会革命具有显著的阶级性与政治性特征。

二   1978—2012年：新中国社会革命的第二阶段

中国社会革命该阶段的重心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的活力，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11]。在该阶段，我们国家整体上变得富裕了，但是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收入差距、不同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开始变得越发显著。也是从该阶段后期开始，我们开始有特定机构负责的扶贫开发工作^[12]。变革体制机制以适应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发展的需求，全面推进经济发展是该阶段国家治理议程的核心^[13]。从整体上看，该阶段的社会革命遵循着发展型政治的原则，因此在发展实践中优先经济发展，同时兼顾公平。

三   2012年至今：新中国社会革命的新阶段

中国社会革命在该阶段，已经完成了第一个十年期限的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正开始第二个十年的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的执行。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思想^[14]，而后精准扶贫成为了全国贫困治理的重大方略。尽管我国此前的扶贫工作已经持续了多年，但收入处于低位的贫困群体很难从经济发展中获得更多的资源与机会^[15]，而精准扶贫就成为应对经济发展减贫效应下降的重要举措^[16]。贫困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切的现实利益问题，实现高质量的共享社会建设，必须打胜脱贫攻坚战^[17]。也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我们才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更加均衡化的实践。贫困治理与消除绝对贫困已经上升为国家治理问题，也成为了新时代社会革命主要任务之一。

基于此，从历史进程上看，新中国社会革命确实存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阶段也都有着不同的工作重点；而贫困治理与精准扶贫则是在社会革命的最新阶段才上升为核心议程的，也最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内容的新调整。

二.   新时代中国社会革命的主要内涵

社会革命是党的自我革命的方向与目的^[18]，党的自我革命服务于社会革命的远大理想。如果要对新时代中国社会革命的重心进行一般性概括的话，那就是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最终目标是要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20]。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提出，中国共产党要牢记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要求，要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要始终保持党对人民的血肉联系。这是新时代中国社会革命的内涵之一，即社会革命的核心目标就是始终保持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本质要求，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处理好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新时代中国社会革命的主要内涵之二是，推动社会发展中的质变与飞越，尤其是要大力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按照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要求去处理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不断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建设小康社会。新时代中国社会革命的主要内涵之三在于，中国共产党要不忘自己的历史使命与政治承诺，要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要为自身政权的基础而奉献，要敢于破除经济因素、市场体制对人民群众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而带来的障碍，要能够在发展中实现包容，在城乡与区域统筹中实现相对均衡化的社会发展与进步。这三个内涵的实现则都要需要落脚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1]之上，以此来更好地推进“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新时代社会革命要求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同阻碍社会发展与人民美好生活的各种风险和困难做斗争^[22]，而贫困就是其中的核心阻碍，将脱贫作为新时代三大攻坚战之一也说明了贫困治理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推进社会革命的历史。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社会革命，人民的生活改善了，综合国力提升了，社会发展的活力也增强了。由此，中国的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了从富裕到强大的转型进程，中国进入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全力奋斗的新阶段。新时代的社会革命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尊重历史发展进程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23]。在此过程中，反贫困与发展始终是一个核心的主题，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能忘却的初心。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扶贫工作历程及其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发挥了主导作用^[24]。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新时代的社会革命并没有结束，而是正处于此进程之中，仍需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仍将致力于消除显著的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现象，并且企盼全国一道迈入小康社会，以及为此付出艰辛的心动。我国因政策引发的发展差距与区域分化问题是需要限制和改变的^[25]，这也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传承至今的底线执政思维^[26]。无论是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还是大力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亦或是兑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承诺、完成党的历史使命^[27]，中国共产党都密切关注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尤其是改善贫困群体的生产生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方略恰恰是及时且精准地回应了新时代中国社会革命之于人民群众的核心关切，是对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中国化发展^[28]，更是通过精准扶贫工作将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革命落到了实处。

三.   精准扶贫与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革命的进程从未停滞，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再到“四个全面”“五位一体”和“三大攻坚战”，这足以表明，中国共产党推动社会革命的力度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程度也越来越深^[29]。社会革命的要旨是实现合理的社会秩序，创造理想的社会模式^[30]，而合理的社会秩序和理想的社会模式都需要处理好财富分配与发展差距的问题。而扶贫工作的实质就是要解决财富分配与发展差距的问题，通过破解行动与结构困境^[31]从而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革命需要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32]，以伟大斗争来夺取新的伟大胜利^[33]，而向贫困宣战就是新时期伟大斗争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也深化了国际反贫困理论中“以人为本”的内涵。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的脱贫攻坚战，其系统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推动社会革命的主要内容、方向与路径，从而为破解新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创设了良好局面。从总体上看，精准扶贫所体现的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革命集中在几个方面：优化干群关系，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优势；大力发展生产力，着力解决区域发展差距与阶层发展分化的问题；推动贫困区域和贫困群体的现代化转型，以现代化建设引领地方发展；兑现党对人民的历史承诺，做好发展效率与公平的平衡。

一   精准扶贫与干群关系的革命

新时代中国社会革命需要依靠人民，需要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34]，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是新时代社会革命的主体^[35]，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正是以人民为主体的攻坚工作。精准扶贫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群众路线理论的重大发展^[36]。要充分发挥人民在脱贫攻坚战中的作用，我们首先要改变以往政策与治理实践中出现的不良的干群关系，而精准扶贫方略则为干群关系的改善提供了难得的资源、机遇与体制。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认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地方政府总体上实现了从汲取型政府向分配型政府的转型，这一转型意味着原本较为紧张的基层干群关系也迎来了新的转机。有别于税费改革前的地方政府，当前地方政府的大量工作总体上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与公共服务的内涵，但是地方政府有限的财政收入导致其公共服务能力十分有限，而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向基层社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与资金，这给地方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提供了难得的资源基础。当然，如果说，仅仅是提供了改善干群关系的资源，这并不一定能够带来干群关系的极大改善，为此中央在精准扶贫战略当中强化了干部驻村帮扶的工作机制，近5年来，共有30多万人担任驻村扶贫第一书记，同时还有超过200万的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干部开展驻村帮扶工作。为了提升驻村干部帮扶的效果，扶贫工作中还建立了以贫困群众为核心的评价考核制度，对于群众不满意和工作不积极的驻村干部进行及时调整或是召回，而对于扶贫表现突出且成效明显的扶贫干部，在各地的干部调整中，这些人都得到了提拔和重用。以干群关系的改善，我们的精准扶贫政策设计实现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37]，夯实了贫困治理的制度与政策基础。

正如笔者在多地调查中所发现的那样，有的群众讲到，我们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过领导能到我们家里跟我们聊生活，问发展的。现在，干部不仅来了家里，还住在了村里，不光是问寒问暖，还跟我们一起商量怎么让家里脱贫致富，跟我们一起解决我们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难题，真是遇上了好时代。扶贫与脱贫工作并非一蹴而就，特别关键的是，在扶贫的过程中，通过扶贫干部与贫困群众的多频次和高密度的社会互动，干群之间真正地实现了心与心的交流，不是虚伪的应付，是真心实意要帮扶贫困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多年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下，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亲资本和亲市场的行动逻辑，这导致人民群众的多元现实需求难以得到政府的足够关注；虽然干群关系不紧张了，但是似乎干群间的距离却拉大了。这并非是中国共产党社会革命应有的内容，反而是更加强化了持续改善干群关系的现实需要。大量干部进入乡村，不仅让自身得到了锻炼和成长，同时还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38]，让执政者的初心在扶贫实践中不断得到诠释。

为了强化精准扶贫工作的政治生态，中央纪委监委每年度都多次通报扶贫领域的腐败与作风问题，同时，国家审计署还不定期对扶贫专项资金进行审查并通报审查结果。国家扶贫资金的大量投入让广大贫困群众，甚至是非贫困群众都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但是腐败问题的出现则导致民怨迭起。扶贫资源是救命钱，也是温饱钱，更是发展金。在扶贫工作中，中央扶贫办还专门提出了作风建设年的要求，而与扶贫相关的贪腐，则由相关部门进行优先查处，对于确实存在问题的则要从严从重处罚。

我国通过反腐工作的强大威慑，通过驻村扶贫工作机制和群众导向的干部评价机制的综合应用，精准扶贫实现了对干群关系的重新塑造，以此为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革命提供了组织与民心的保障，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的优秀品质^[39]。

二   精准扶贫与区域、群体间发展差距的革命

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最集中地体现在贫困区域和贫困群体层面。社会革命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途径^[40]，是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持续推进新时代的社会革命，我们才能在解决新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社会的更高质量发展，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足准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践彰显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41]，也回应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要求，更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社会革命论断的具体落实。正是从回应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角度出发，我们党和政府再次将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发展提升了重中之重的位置。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划定，到国定贫困县和片区贫困县的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再到深度贫困地区成为新时期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在精准扶贫战略下，我们党和政府始终将解决贫困地区的发展和满足贫困群体的需求作为最重大的民生工作。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出了“让一部分人、一些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达到共同富裕”^[42]。从这个意义上，不同区域间显著的发展差距具有一定的政策影响，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我国不仅存在较为显著的区域发展差距，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其所占有的社会财富也是差异很大的。相关的资料显示，中国20%的富有人口占有全社会大约60%的财富。因此，我国社会分化与社会矛盾一度被视为是非均衡政策的直接后果，共同富裕的目标也遭受社会质疑。

因而，我国在为切实发挥先富地区对未富地区的带动作用和精准扶贫的战略下，东西协作扶贫被赋予了更高的期待。东部不仅为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人才、产业与区位优势，通过实践协作、协同与共享发展的理念，该项扶贫工作具有政府主导与区域互惠的特点^[43]，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扶贫实践^[44]。新时代的东西协作扶贫是关系到东西部发展差距能否得到扭转，全面小康社会能否建成的重大战略问题^[45]。如果将这样的扶贫举措放在国外，怕是难以想象的，能够实现区域间的协作结对扶贫，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独特优势，是凝聚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更是对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的自觉落实。当然，这样的扶贫工作也展现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注重汲取传统国家治理的经验^[46]，并有意深化当代国家治理的传统文化底蕴的努力^[47]。从弥合群体间发展差距的角度看，精准扶贫致力于倡导并建构一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大扶贫格局，在该格局下，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员都应从自己的角度参与扶贫行动，比如，这些年大型公益平台上越来越多的扶贫公益项目通过社会公众的捐赠获得了大量资金，慈善组织也开展了多层次大范围的社会捐赠，并且通过开展消费扶贫行动，消费者以自己的消费行为支持了贫困群体的农业生产，各行业部门也都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开展了助力脱贫的活动，比如，志愿者的志愿服务、社会工作机构的扶志扶智、医疗机构的义诊与签约服务、教育机构的家校互动与手拉手献爱心等。从本质上看，扶贫是典型的社会财富再分配的途径，作为财政资金主要来源的税收收入，投入扶贫攻坚的财政资金也意味着每个纳税人都参与了精准扶贫工作。

学界针对基尼系数的研究发现，虽然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多年都处于高位，但是仍保持了高水平的稳定与活力，而长期坚持扶贫工作正是解答该疑问的关键。我国实现区域间和群体间的协作扶贫，其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在于，回答了为什么要帮扶贫困区域和贫困群体的问题，这背后是一种社会观念与价值观念的重塑。新时期我国的东西协作扶贫，形成了东西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局面^[48]，其也是对先富带动后富举措的有力回应。如果政策制定者觉得，穷人的生活是他们自身的原因造成的，那么就不会有今天的精准扶贫；如果大家认为，保护弱者并发展弱者是我们的义务，那么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以及社会大众就会参与到扶贫实践中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几乎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塑造成了十足的经济理性者。我们也早就习惯了按照市场的逻辑或者说是资本要素的标准获得社会财富的分配，但精准扶贫工作恰恰是反对在这套纯粹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配价值原则的。由于贫困群体几乎不需要负担什么成本，就能够获得安全住房、安全饮用水和高质量的基础设施，甚至能够获得较高水平的医疗保险，因而让许多的非贫困户难以接受，甚至是引发不满。然而，我国目前的精准扶贫仍旧坚持这样的原则。如果扶贫工作按照市场原则进行，那么只能是遵循强者的逻辑进行工作，精英俘获与社会结构的固化，由此会让这个社会丧失温情与活力。我们通过区域协作的推进，以此实现了中国发展大一体的价值观念，区域发展不能割裂，甚至在某些层面上，精准扶贫的诸多政策还将发展补偿的观念植入了精准扶贫，即中西部贫困地区牺牲自身的发展而支持并换得了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帮扶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发展。因而，这是最基本的发展补偿，是我国先富地区对历史责任和承诺的兑现。

三   精准扶贫与贫困地区的现代性革命

精准扶贫之所以能够被称为了一场社会革命，还在于其对贫困地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并非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有其他多个领域。精准扶贫在深度贫困地区意味着现代化的社会转型革命，让贫困群体摆脱现代性伦理不足的境地^[49]。在经济领域的革命，核心内容是实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不仅是采用现代化的耕种机械，更是采用现代化的经营理念，推动适度规模经营，面向市场的生产和新品种新栽培方式等实现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依托金融扶贫工作，现代的信用体系也逐步在贫困地区得以建立。与此相应的，基础设施扶贫，比如修路、连通网络、提供有线电视和现代技能培训等，都具有变革贫困地区与群体微观环境及其观念的隐喻和期待。当然，笔者看来，农业生产的变革只是现代性社会革命的部分工作，精准扶贫所开展的扶贫扶志、移风易俗与文化扶贫等工作，更是对贫困地区社会结构更具革命性的重塑。而这些层面的变革也要求我们要对社会革命充满耐心，充分认识革命进程的漫长性，如此也可以避免急功近利和形式主义的问题。

笔者对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发现，当地贫困的出现具有显著的地区文化的成因，从某些层面上讲，就是这些区域现代性不足的问题^[50]。比如，不少民族深度贫困地区，他们的生产仍然带有很强的自我循环式的小农经济的内涵，农民并不面向市场生产，在大量的民俗节庆活动中，农户所积累的财富基本上都消耗殆尽；农民的生活期待与价值归属基本都在村寨内部，大量的闲置劳动力并不进入劳动力市场去获得工资性收入。所以，移风易俗就是要改变铺张浪费式的节庆活动，要减少村民间的排场浪费，对于不良的文化习俗进行改造，尤其是青年人的饮酒嗜好。这与中国共产党历史时期在革命根据地的移风易俗工作是一致的^[51]。除了针对民族地区的一些特殊性扶贫工作，广大贫困地区还存在显著的因婚致贫的现象，各地对此通过建设红白理事会，通过领导干部带头变革婚嫁陋习，从而倡导文明新风；而针对特定贫困群体所开展的扶志工作，重点是激发其发展的内生动力，以正向的价值观引导和奖惩措施的配合，降低精准扶贫所可能带来的负面激励问题。

精准扶贫一方面显示出对集体性生存伦理的重申与维护；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对现代性消费过快扩张的限制与规范，这尤其体现在对消费的引导与规制上^[52]。因此，我国精准扶贫的潜在线索就是持续地将现代性的伦理扩张到没能掌握现代性伦理的区域和群体，同时，对于过分浸染现代消费经济伦理的区域和群体，精准扶贫工作则强调通过超越性的社会行动求得自身利益最大化与社会价值实现间的平衡。

当然，从现代性革命的意义上看，不同学科对于精准扶贫工作有不同的评价，在人类学的相关研究中，精准扶贫被视为是一种国家强力的发展干预，这种发展干预带来了多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但在全球的发展话语与实践中，我们也很难让贫困区域或是群体置身于发展实践之外，在这种发展主义的大潮中，我们长时间里都是被动的卷入者，而扶贫与发展实践则正让我们试图重新变革或定义这场发展实践，所以不应以干预来否定精准扶贫所代表的发展实践及其蕴含的时代价值。

四   精准扶贫与去纯粹经济理性的发展行动革命

如果说精英扶贫是新时代中国乡村的一场社会革命，那么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打破了长期以来关于政府是经济理性人的假设。若纯粹从经济成效的角度上看，把投入到扶贫工作中的资金投入到科技、商业和工业等领域，都可能会取得比现在更突出的成效，但是我们仍旧“非理性”地推进了轰轰烈烈的精准扶贫工作。因为，按照市场理性所开展的产业扶贫工作无法覆盖全部的深度贫困的农户^[53]，深度贫困地区和群体其本身就是经济理性逻辑下的弱者，故此精准扶贫工作是对社会与道义理性的坚持与复归。尽管从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开始，我们就开始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扶贫工作，但是精准扶贫之前的扶贫工作都是常规性工作，其并没有上升为全国的中心战略，其也没有能够党政一把手的中心工作；从扶贫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上看，常规性扶贫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是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的。民生工作是在2000年之后，随着我国保护式扶贫工作的开展，才越发受到重视的，这也是新时代共享发展理念在社会革命和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展现^[54]，通过精准扶贫让困难地区与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精准扶贫当中的去经济理性的行为在基础设施领域表现得较为突出。有很多人不理解，有的自然村只有几户人家，为什么还要实现硬化道路通到自然村呢？这就是社会理性对经济理性的超越。如果没有这点超越性的追求，那么似乎就不会有扶贫工作的出现。正如最近关于中国政府对内对外投资问题的讨论所展现的那样，中国政府每年的对内投资与建设远高于对外投资，且这些项目都由承担着一定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承建，从项目建设的短期收益看，诸如路、桥和大型水利设施等都是赔本的，但是却带来了对项目区域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社会利益，而这正是扶贫工作中社会理性对经济理性的超越。鲍曼在关于消费主义社会中新穷人的论述中指出，没有消费能力的人，在消费社会当中没有什么价值可言。而在我们的社会里，对贫困者尊严与权利的保障则形成了社会改革的核心动力，而这也再次说明了我们对单一经济理性追求的反思，由此也高举了社会理性与人民理性的大旗。从长远看，精准扶贫也为我国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当然，去经济理性的社会发展革命，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去发展经济了，而是要在经济发展中实现更多的公平性和均衡性。扶贫工作当中的大量实践都是有着经济诉求的，比如说产业扶贫就比较典型，但是扶贫工作所要追求的是政府与市场，或者说是政府与社会更加良性的互动，其目的在于不让经济标准成为衡量和判断个体与群体价值的唯一标准，不允许经济逻辑成为整个社会的支配性逻辑。因此，精准扶贫在本质上让经济建设变得更有人情味、更具有人民群众性，而这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所不断追求的。

从总体上看，依据马克思的贫困理论，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优化社会主义制度，深化改革开放，进而确立以精准扶贫方略的方式推进贫困治理工作^[55]，这也都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成果的实践性品格^[56]。同时，贫困治理则成为了新时代持续推进社会革命的重要抓手，其不仅仅是短暂性的脱贫攻坚，在完成脱贫攻坚工作后还有脱贫成果的巩固拓展，还有2020年后的贫困治理工作，更有基于贫困治理基础上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

四.   总结与讨论

反贫困本身就是人类对自身开展的一场战争^[57]，而这场战争当中的主角则是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从这个角度看，新时代的社会革命也要求中国共产党系统深入地开展自我革命，为社会革命的实现提供政治保障。只有在自我革命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充分发挥人民在社会革命当中的主体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思维中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58]。因此，在精准扶贫工作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党对反腐工作的不断强化，对各级领导干部监督和教育的不断强化，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我们也看到了党执政为民、问计于民和服务于民的种种努力与实践。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实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目标，其构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政治经济学维度^[59]，为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引。精准扶贫工作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升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的重要基础，在这样的伟大事业与伟大斗争当中，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统一。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这场改革实现了对革命事业的本质继承。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革命体现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的核心精神，其思想的逻辑起点则是国家治理^[60]，而贫困治理则是当代国家治理任务体系当中的核心内容。从总体上看，新时期的社会革命，是要变革经济关系、政治制度、思想观念等，因而社会革命本身需要更加长期的过程。从社会革命的连续性上讲，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革命从未中断过，精准扶贫不仅是新时代社会革命的阶段性典型体现，而且贫困治理作为社会革命的重要议题，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线索^[61]。笔者认为，称精准扶贫之所以开启了新时期的社会革命，这是因为，精准扶贫本质上是新时期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体现，扶贫工作充分展现了改革的复杂性、长期性、综合性和艰巨性的特点。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要实现全面的社会变革，通过精准扶贫实现地方政府重塑，更是构成社会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62]。

我们就精准扶贫与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革命进行讨论的时候，并不是说，精准扶贫工作就没有任何挑战，社会革命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正是受社会革命的系统性、复杂性与艰巨性等特征的影响，精准扶贫面临着多方面的困境，但其仍然展现开出了多方面的积极意义，而不断扩大这些积极面并塑造新的空间政治正义^[63]，正是我们推进新时代中国社会革命的重要方向与抓手。因而，一方面，精准扶贫所展现的新时代中国社会革命的主要特征也构成了中国发展的重要经验；另一方面，这些经验不仅有利于国际减贫工作，更有助于搭建更加公平和合理的国家治理与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