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30日，在《中国经营报》社主办的“2018中国大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官产学研各界与会者就大健康产业发展进行了广泛探讨，涉及了关于大健康产业的性质、特征、体制和发展前景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其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认识，引起大家的特别关注和深度思考。如果整个社会对大健康产业的理论认识能够形成共识，就会深刻而广泛地影响这一领域中各相关行业的制度建设和政策安排，以及整个大健康产业领域的努力方向。笔者在大会开幕演讲中阐述了关于大健康产业发展的一些思考，许多与会者对其中的内容表示了极大兴趣且展开了热烈讨论，并希望以论文形式对若干重要问题做更完整的论述。为此，本文择取若干与大健康产业发展相关的经济理论问题，进行简要分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   人的健康需要及大健康产业的经济社会性质

健康是人的最基本需要，又是终极需要。人在各种需要中，如果要进行取舍选择，那么理智的抉择为，健康既是“首选”项，也是“终选”项。人一出生，健康显然是第一需要。如果人没有健康，无以为正常之人，其他需要均无从谈起；任何人终其一生，无论收入高低、权势大小，最终所需也是健康。因此，凡正常理智之人，健康都是其追求的终极目标，而且人没有健康，也就无求于其他需要。这是一个具有公理性的不容置疑的命题。从这一意义上讲，相对于健康需要，人的其他需要都不过是“中间需要”或“次级需要”。如果人需要在金钱权势与生命健康间决定取舍，那么理智者一定会选择后者。可谓“健康无价”，即“生命无价”。许多成就辉煌者，因失去健康而不得不放手一切，其最大的人生悔悟即是“为什么所求无数却偏偏忽视了身体健康”。此时，即使个人宁愿放弃其他所有“身外之物”，而企望换取“健康”，但往往为时已晚。这足以可见健康需要对于人类的重要价值。从个人推及家庭、社会、国家，人民健康之意义，无有其他事物可以超越。健康是人类从事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前提，也是人类发展无尽追求的目标。健康需要进一步体现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价值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及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实际上就是健康需要的最高质量满足和实现。即最大限度实现人民健康潜能，让健康潜能展现为人类发展繁荣兴旺和体验真善美的人生旅途^[1]。

健康的这一性质直接决定了大健康产业是为了满足人民健康需要而进行的生产活动。大健康产业既是满足人类底线需要的产业，也是满足人类终极需要的产业。一方面，大健康产业要致力于满足人的最基本权利，即健康权(生命权)的实现。对于其它产业，人可以进行取舍选择，收入高低不同的人会有不同需求，但健康是现代社会中所有人享有的权利，属于基本人权。所以，大健康产业具有普惠性和必选性，实际上就是“无价性”。另一方面，由于满足健康需求的质量标准具有多层次性，而且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类健康需要的质量标准越来越高；不仅追求更长寿的生命，而且期望健康生活。现今社会，人们最可心的问候，莫过于“祝你身体健康”。因此，大健康产业面临的需要空间和进步前景是无限广阔的，其努力追求和成就目标是永无止境的。

人民健康需要的首要性和终极性特征，决定了为此而生而兴的大健康产业必然具有显著区别于其它产业的许多重要特点，进而决定了在运行机制和体制政策上，社会对大健康产业的要求同对其他一般产业相比，也必然有许多显著的差别。我国要更全面、更有效地满足广大人民的健康需要，就必须既能满足其所具共同性、普遍性的基本健康需要，又能满足具选择性、多层次性的高质健康需要。中国有近14亿人口，从基本健康需要到高质健康需要，人民健康需要的多维性和所涉内容的广泛性，使之成为极为复杂的问题。因此，国家如何有效配置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全民健康需要，并不断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往往成为一个牵动全民利益的重大政治议题。这也是全世界各国都面临的共同挑战。无论是贫穷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经济发达的国家。

二.   如何满足人民的健康需要

由于健康是人类的一个最基本的和终极性的需要，因此对于“健康”的关切，从最基本的要求到高质量的要求，可以有不同层次的含义或标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类不仅对健康概念的理解不断深入，而且对健康追求的关切范围越来越广泛，并越来越趋向其实质内核。可以说，人类现今对于“健康”的理解，标志着人类发展的文明水平；而对于健康需要的“满足”的体验，则体现了健康制度，特别是医疗体制机制的有效程度^[2]。

在文明水平较低的时代，人类社会对于“健康”的浅层理解是“不生病”。而在当代，世界卫生组织拓宽了关于人的“健康”的理解。按其定义，健康的含义至少包括或体现在四个基本方面：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①。既然健康具有多面性，那么决定和影响健康的因素也必然是多方面的。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著名医学专家殷大奎教授根据国际卫生界的研究文献和从业经验明确指出，在影响人的健康的各种因素中，对其重要性的估测是——生活习惯占60%，遗传占15%，社会因素占10%，气候占7%，医疗占8%。可见，所谓“健康”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决定和影响健康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健康与否或健康水平高低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如何满足人民的健康需要，不断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不是某个部门的专业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广泛领域的高度综合性的人类事业。

① 1989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健康的定义为：“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而且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细则为：(1)充沛的精力，能从容不迫的担负日常生活和繁重的工作而不感到过分紧张和疲劳。(2)处世乐观，态度积极，乐于承担责任，事无大小，不挑剔。(3)善于休息，睡眠良好。(4)应变能力强，适应外界环境中的各种变化。(5)能够抵御一般感冒和传染病。(6)体重适当，身体匀称，站立时头、肩臂位置协调。(7)眼睛明亮，反应敏捷，眼睑不发炎。(8)牙齿清洁，无龋齿，不疼痛，牙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9)头发有光泽，无头屑。(10)肌肉丰满，皮肤有弹性，走路轻松有力。

据此可见，健康的根本性质标明其具有自益性、公益性和公论性^[3]。所谓自益性，就是每个人(或家庭)对自己(或家庭成员)的健康负有直接责任，具有“天赋”性。除非个体不具有或丧失能力，不能将其责任全部推卸给社会或政府。通俗地讲，“健康首先是自己的事。”人具有健康本能。所谓公益性，是指由于健康属于基本人权，当个人无力维持自己的基本健康时，社会负有替代保障责任，不应视而不见，弃之不顾。通俗地讲，“健康是社会(政府)不能不管的事。”即现代国家负有保障人民健康的社会责任。所谓公论性，是指对于如何满足人民健康需要，个人、社会、政府等各方面应承担怎样的责任。如何协同保障社会人群健康，各国并无相同一致的解决方式，必须通过公共决策来进行相关制度和政策的安排。我国必须依靠社会协调、民众参议，形成正式的法律制度和政策规定，以此来满足广大人民的现实地健康需要；完全由个人自担责任，社会和政府不承担保障责任，或希望一切都由社会和政府“全包下来”，都是不可取的和不现实的。因此，“健康是必须经公共决策来满足的大众需要。”即以有限资源满足无限的健康需要，必须进行权衡协调。

由此，作为一个社会性和全局性的问题，满足人民健康需要的方式路径和制度安排具有极大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可以说，人类发展中没有任何一个其他问题比健康问题更艰难。迄今为止，很少有哪个国家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已经完全或令人满意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人类社会要解决全民健康问题，不可能有“单一有效规则”，所以只能在各种尝试中不断取得进步，使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在演进中更趋有效和公平。笔者认为，其中应特别关注和致力于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如何让全体人民包括最底层的(贫穷)人群都能享有健康保障，满足基本健康需要，这是全世界各国都在试图努力解决的大问题。从制度机制和政策安排上来看，主要体现在各国尽力建立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等方面。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努力实现覆盖所有人健康需要的社会保障体制机制，但其成本和代价也非常高昂，其效率和管理问题常常受到诟病。对于中国而言，拥有十几亿人口，这显然是一件非常艰难复杂的事情。然而，这也是任何现代国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和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可以相信，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只要制度安排恰当，资源配置合理(特别是减少大量存在的浪费、闲置和过度占用现象，以节约资源)，达到在现实国力条件下的适度水平基本医疗保障的全民覆盖应该是可以争取做到的。

第二，如何调动和不断增强大健康产业的供应积极性和机制有效性。虽然大健康产业面临的是人类对健康无限的需要，但是即使从理论上说，无限的需要也是难以得到完全满足的，现实中更是无法实现。因为满足无限的需要，则意味着成本的无限大。这是任何生产者以至社会都难以承受无限大的成本重负，而且成本失控，则意味着难以持续。在市场经济制度的现实条件下，除了在“零边际成本”领域之外，能够有效得到满足的是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通俗地讲可以得到满足的是，能对健康需要的产品或服务支付费用的消费者的需要(消费者自己有能力支付，或者其他人可以代为支付)。所以，满足人民健康需求的现实方式是，只有尽可能将健康需要“经济化”，也就是使其表现为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才可能有效率地调动更多资源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健康需要。按照这样的方式，基于有效需求的健康需要，可以由生产性活动所创造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而创造健康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性活动又能够具有可持续性和增长性。总之，人类社会必须要有满足健康需要的行之有效的经济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使满足健康需要的供应方式具有经济可行性和持久活力，使整个过程形成良性循环、不断发展。

第三，如何实现大健康领域的资源配置有效性。虽然健康需要具有首要性(底线性)和终极性(无限性)，但是如果没有层级划分，而要求满足所有人的所有健康需要，就是无法实现的目标，即使先耗尽所有的资源。与其他产业不同，满足人民健康需要如果仅以金钱多少为标准进行层级划分，即“有钱有健康，无钱无健康”，又显然是违背人民健康需要的社会经济性质的。那么，以什么方式来对满足人民健康需要进行层级划分呢？反之，如果完全不考虑金钱支付能力，对所有人一视同仁，那么就没有人愿意为健康而付费；或者认为，无论怎样的健康服务(特别是医疗)，都应该是对个人免费或低收费，个人负担越少越好，是否可行呢？如果这样，则就会产生一个悖论：越是重要的健康需要，即使是与生命相关，个人越是要求低价格低支付，希望公费承担，并认定个人自费承担为“不合理”；相反，不那么重要的个人需要，反倒因为具有较大可选择性，而至少有部分消费者会愿意选择高质量高付费，认为自费承担是理所当然的自主选择。我们可以看到，理发美容的收费可以高于医疗手术的收费水平。理发美容“赚钱”天经地义，“亏损”无人会干；而医疗手术“赚钱”很不道德，“亏损”却天经地义。经济学原理表明，前者的供求是可以实现“均衡”的，而后者的供求是无法实现均衡的；而且如果要避免失衡，必须采用替代的制度安排。因此，为了克服失衡，我们在现实中就不得不以其他方式来解决健康消费(医疗服务)的层级划分问题。最简单的替代原则就是，按身份差异进行分类分层。目前，我国的解决方式就是：实行按行政级别进行医疗保障的层级划分(因为我国的行政级别是最清晰的，具“一般等价物”性质的层级划分标准，可以最大限度避免分层歧义)。显然，这是一种“次优”规则。虽然它可以维持一定的健康供求秩序，具有现实可行性、易于操作，但在有效性、公正性方面则是存在明显缺陷的，因为它往往会导致健康资源(主要是医疗资源)配置的扭曲、浪费和不公平。这不仅表现为医疗资源过度向高层级人群倾斜，而且表现为医疗需求过度向高层级医疗机构(例如公立“三甲医院”)倾斜，导致医疗资源的短缺与闲置现象并存的奇异状况。因此，我国出现“看病难”和“看病贵”两个理论上不应并存，而现实中确实发生的矛盾现象。按照经济学原理，凡是难以获得的东西一定不很贵，而凡是很贵的东西要获得不会难(除非是绝对垄断性的稀缺之物，持有者拒绝出让)。市场中的物品，如果人们难以获得，则表明不够贵(供不应求)，而且只要使其更贵，就一定会不难获得(只要你付得起价格)。总之，在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下，通常“难”和“贵”不会并存。当然，这是“按价格”分层的市场机制逻辑，适用于大多数商品。而当采用非价格机制进行分层时，就会出现以市场价格机制的逻辑来看非常悖理的矛盾现象。这正是中国目前面临的现实问题，也可能是人们“感觉中”的问题。许多人虽声称身有体验，但却难以准确定义。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由于没有建立满足人民健康需要的有效层级划分机制，仅以身份等级为层级划分标准的制度，所以当面对居民收入普遍提高，健康需要显著增长的现实，必然产生“成长的烦恼”。一方面，医院越盖越大，医疗设备越来越好；另一方面，就医者却越来越多，“病人”似乎是被“看病”看出来的。很少有哪个国家的医院像中国的三甲医院，“繁荣”得像个大市场；也很少有哪个国家的医生像中国三甲医院的医生，天天看那么多门诊病人。这恐怕主要不是因为中国人口多，而是医疗体制未能有效实现医疗资源与病员需要之间的合理匹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供需错配现象，未能做到医疗资源的有效配置。

因此，我国为了更有效地满足人民健康需要，必须体现个人自主、公益互助和合理分层的原则，而且健康产品供给结构和经济可持续性必须要同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全民医保”是所有国家都希望最终要达到的目标，但“全部医保”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做到的。前者的含义是，全体人民享有基本的医疗保障，这完全有可能做到，而且是社会正义的重要体现。后者的含义则是，要求所有的医疗条件都由国家包(即全部无条件公费)，而且都无分级地由高级医疗机构来满足，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这是根本无法做到。所以，满足人民的健康需要必须要有创造性的思维和解决方案，在符合各国现实国情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有效满足人民健康需要。

三.   大健康产业的商域经济学特征

健康是一个内涵复杂、外延宽泛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满足人民健康需要几乎涵盖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有哪个领域同人的健康完全无关呢？然而，完全无边界的问题是无法进行研究的。因此，我们必须作必要的概念界定。本文主要将研究对象集中于满足人民健康的各类活动中的那些具有“产业”性质的领域。我们所说的产业，是指能够可持续地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生产性经济活动，通常是以形成一定“产品”或“服务”的供求关系的方式所进行的市场化的生产性经济活动。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就是既创造使用价值，也创造经济价值(交换价值)的经济活动。作为大健康产业的产品或服务，总是有成本和价格的，至少要能够弥补成本，往往还要有一定的经济盈余，产业运行才有可持续性。因此，健康需要表现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且只有满足这样的需求功能，大健康产业才能实现良性循环。简言之，大健康产业只有在以整体上满足具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为主要服务对象，并不断满足这样的有效需求，才能不断发展，才能作为“产业”而存在。

可见，大健康产业是满足人民健康需要的一个涵盖面相当广泛的特殊商域^①。这一商域不仅具有独特的理性逻辑、价值文化特征和制度形态，而且，不同国家的大健康产业也各自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征和特色。也就是说，大健康产业的商域空间是极为丰富复杂和多元化，我们研究大健康产业必须要有多维视角。在大健康产业这一特殊商域中，生产、交换、消费，以及政府的监管制度等，其具体模式都有极大的可选择性。即以不同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应对和解决不同的问题。所以，在大健康这个复杂商域中，生产形式和供应方式纷繁复杂，几乎涉及各类经济组织形式。具体包括：商业性(营利性)生产和供给方式、非营利性生产和供给方式、社会企业生产和供给方式；互助性生产和供给方式、慈善性供给方式；公共性生产和供给方式(公立医院，应急系统)等。其中，既有“市场方式”“社会方式”，也有“公共方式”(“政府提供方式”)。

① 关于“商域”和商域经济学的含义，可参阅金碚《关于开拓商域经济学新学科研究的思考》，载《区域经济评论》，2018年第5期。

第一，商业性(营利性)生产和供给方式。即以营利性企业为主体，生产和提供大健康产品或服务。这类生产和供给方式的经济性质是，营利性组织在市场竞争中运行，生产者和供应者的经济逻辑是以追求利润为目标，并在利润目标指引下，追求效率，满足市场化的健康产品需求。其局限性是，由于是以利润为导向，难以满足支付能力弱的健康需要，而且个人发生疾病所需的支付具有或然性，往往超越其支付能力，所以这类生产和供应方式主要适用于健康产品中的制造品领域(例如，药品、医疗器械等)。对于满足健康需要的最终目标来说，它们大多属于中间品供应方。

第二，非营利性生产和供给方式。即不以营利为目标的产生和供应方式，在大健康产业领域比其他领域具有更大的适用性。由于健康属于基本人权，需要有相当强大的社会经济组织，直接以满足健康需要为目标来进行生产和供应，政府对这类组织规定了优惠的税收政策，以支持其非营利性的生产经营活动。这类生产和供应组织，主要适应于直接提供健康服务的领域，特别是在医疗行业，大多数为非营利性组织。准确地说，非营利生产和供应组织不是不要营利，是指资金投入者不参与利润分红，而将利润继续投入本组织，继续扩大和改善生产和供应活动。

第三，社会企业生产和供应方式。这是近几十年来兴起的一种企业经营形式。其特点是，有别于一般商业企业的“主观上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客观上提供产品，满足社会需要”经济机理逻辑(“主观利己，客观利他”)，社会企业的经济机理逻辑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而以市场化的经营方式可持续地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产品或服务”(“主观利他，客观利己”)。这类生产和供应组织需要有高度的经营创新性，而从其性质而言，是大健康产业中的一种很有前途的企业组织形式。健康需要具有区别于其他需要的很大特殊性，利润导向的生产和供应方式往往会过度依赖工具理性行为，偏离健康需要的本真价值目标；而一般非营利组织又往往缺乏市场竞争效率(包括融资能力)和创新性。因而，具有高度创新性的社会企业方式在大健康产业发展中可以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这三种生产和供应方式的共同特点是，基于市场经济体制，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经营活动具有较强的竞争性，以竞争促进效率提高。

第四，互助性生产和供给方式。在大健康产业中，各种互助性的组织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当健康需要发生于弱势群体中或者发生或然性困难时，往往需要他人援助。如果有互助性的解决方式，就可以有效规避和应对不测风险。中国的互助合作组织有良好的传统，加之政府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因而许多大健康问题，都可能通过互助性生产和供应方式来解决。特别是在中国进入老龄社会时代的现今，这种组织形式在康养领域具有相当大的适用前景。

第五，慈善性供给方式。这是单向性的援助方式。对于特别需要帮助和救助的弱势群体，这是一种直接的人道主义解决方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慈善事业将有很大发展，投入的资源也会不断增长。尤其是越来越多企业和社会组织在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努力中，也大都会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慈善性的健康援助。

这两种方式基于社会组织。在大健康产业发展中，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不仅可以解决一些困难问题，而且对于社会良好民风的形成，提高全民族道德水平产生积极作用。

第六，公共性生产和供给方式。人民健康是政府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领域。全世界各国几乎都是如此。公共性生产和供应方式，主要是政府开设公立医院和建立社会应急(救援)系统等，必须由政府直接投入资源和进行组织。人民健康具有非常强的公益性，世界各国对于人民健康的公议共识，几乎都是要求政府在这一领域发挥更大作用，甚至是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政府直接参与和承担重要职责，是大健康产业的一个突出特点。

由此，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既然健康如此重要，关乎基本人权和终极需要，而且满足健康需要的生产组织和供应方式又如此多样复杂，进入大健康领域的各类主体的经济和法律性质纷繁复杂，行为目标各不相同，那么如何确保各种供需活动的正常有效进行，避免出现不良行为和失序现象，则一定会成为十分重要的公共管理问题。在如此复杂，又涉及人民最重要的切身利益——健康与生命，这个大健康特殊商域中，难免可能充满了各种风险。健康风险的危害性不仅超过其他各种风险，而且满足健康需要的过程本身也具有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例如，没有哪个医生能够确保100%治愈病患)。应对这样的情况，人们几乎别无选择，不得不主要期望于政府的有效监管，以确保维护好大健康产业以及整个健康相关领域的良好秩序。因此，在大健康领域，政府监管职能的积极有效履行，就成为一个众目关注特别重要的问题。社会中的健康风险问题不仅几乎无所不在，而且健康与安全直接相关。其实，由于健康风险本身就是安全风险，所以政府对于各产业以至各经济社会领域中关系健康安全的监管行为也必然具有广覆盖性。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政府监管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功能机制，政府部门能否真正有效地行使监管职能，同样具有很大挑战性。这也是大健康产业的一个显著的商域特征，值得进行专门研究。

四.   大健康产业发展要有高度的创新精神

以上讨论表明，对于中国的大健康产业而言，由于需要空间和需求规模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大健康产业在中国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和市场容量。中国工业化和经济社会现代化大大延长了居民的寿命预期。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已达2.41亿，占总人口17.3%。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庞大的老年人群体，已经成为社会重要的消费力量，尤其是大健康产业的消费力量，人口的老龄化的加剧，导致人民健康需要的急剧增长。因此，我国只有促进大健康产业的更大发展，才能应对中国人民健康需要急剧增长的挑战。

大健康产业是一个具有很大特殊性的商域，其发展包括技术进步和市场秩序的形成，都高度依赖于制度体制和政策规则的安排。而不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会对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方向产生很大的影响和引导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历了近70年的经济体制变迁，特别是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作为大健康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医疗体制改革，尤其是公立医院改革、公费医疗制度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及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等，也随之进行了全方位的制度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虽已取得很大成就，但也出现不少问题和矛盾，至今仍在不断改革完善中。这表明，中国大健康产业的发展，特别需要制度创新的引导。在新的制度环境中，大健康产业进行供求关系的重构和优化，引导和激发大健康产业中的供应方，包括医疗服务机构、药品生产企业、研发机构等进行组织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当前，中国大健康产业的制度创新和政策体系构建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中国人口近14亿，将在怎样的卫生健康体制中得到健康需求的满足，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也许在短时期内难以有完美的答案，尚需要不断地实践和探索，但只有以创新思维和实事求是精神进行制度创造和建设，才能形成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大健康制度和政策体系。中国虽有自己的医改难题，但也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可以助推卫生健康制度和政策体系的构建。例如，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可以成为大健康产业巨大的竞争市场，如果实行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引导，则有可能在制度创新中获得极大的裨益。2018年10月，中国相关部门公布的17种抗癌药品的大幅度降价，并被列入医保支付目录，就是一个例证^①。因此，以开放促改革、以竞争促优质、以规模助创新，可以为中国大健康产业的制度创新和模式创新，开拓广阔的“蓝海”空间。

① 2018年10月，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了《关于将17种药品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知》。

制度创新和政策开放是否取得成效，最重要的体现之一是，能否促进大健康相关的科技创新，调动更多科技资源和激发更大的科技创新积极性，以此促进大健康产业发展。从根本上说，大健康产业发展归根结底需要靠科技创新的推动，高度的创新精神才能支持大健康产业的持续进步，进而实现突破性的进展。

大健康产业具有终极性特征，无止境的需要必须靠无止境的科技进步来满足。因此，大健康产业的根本性解决方案需要最前沿的科技创新来提供。而且，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重大突破还必须实现产业应用和市场转化上的研发创新和适用性创新，才能形成从基础研究、产品研发、市场接受到临床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使科技创新真正成为大健康产业的现实生产力和满足人民健康需要的有效手段。当前，处于科技最前沿的信息科学、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基因技术、材料科技、环境科学，安全应急，以及生态农业、食品药品、医疗科技等突飞猛进的发展，都是大健康产业发展所依赖的科技创新源泉。

大健康产业的终极性特征决定了其发展不仅依赖于各种应用性科技创新，而且突出地体现在对于科学思维的底层逻辑的深度依赖性。例如，西方现代医学的科学思维是还原论，以此为底层逻辑的生命科学、现代医学为大健康产业的科技创新路径方向形成主导性的科学思维原则。但中医却是另一种思维，中医创新的最底层逻辑和西医不同，它不是还原论，而是有自身独有的思维方式。因此，中医的科技创新路径方向，可以而且必然会不同于现代西方医学。那么，西医和中医是否能够结合是一个触及科学思维的底层逻辑的深刻问题。中西医结合一直是中国医学界努力的方向，也是许多制药企业进行药品创新的一种思路。但由于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基础科学问题，所以要取得重大进步，实属不易。如果中医经过各方努力，协同创新，能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则将会为中国大健康产业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

大健康产业所依赖的科技创新，还不仅仅限于自然科学，而且广泛涉及人文社会科学。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的定义所明示的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等四个基本方面，实际上也就是指出了人民健康是一个涉及极其复杂的自然、经济、社会因素的综合性问题。本文所提及的殷大奎教授关于影响人类健康的各种因素的作用大小相对重要性的估算，也清晰地表明了要满足人民健康需要，应确定的努力方向和创新路径。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关于“生活习惯”对人的健康具有最重要影响的判断。所谓“生活习惯”，在社会人群的意义上，体现了经由社会经济演化过程所形成的整体人群行为方式和秩序规范。人群中各个体的生活习惯尽管差异很大，但又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整体习俗氛围中形成，具有社会性。所以，国家的大健康建设目标着眼于整体人群，大健康产业的社会功能是推进社会整体人群的更高水平的身心健康和民习善美，这不仅要依靠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和创造，而且要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和促进。社会人群身心健康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健康状况。据专家估算，社会因素对人的健康影响(占比10%)甚至超过了医疗的作用(占比8%)。世界其他国家及中国的历史都表明，社会的病态会大规模地损害人民健康以至生命安全，和谐社会显然比斗争社会更有利于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所以，当我们说“大健康产业发展要有高度的创新精神”时，其含义是非常深刻的。它不仅是指器物性、技术性的创新和进步，而且是指根本性的生命科学思维创新和人文社会科学理念创新和进步。因而以全社会的努力，推动建设一个高水平的健康国家和健康社会，以此实现更高质量的人民身心健康和民习善美。